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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对雾霾的责任中国会承认多少？ 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前天在首尔举行的大气污染国际论坛上宣传了本国改善雾霾的成果。他没有提到中国污染对韩国造成的损害。但事情暗中的走向与表面不同。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同意了发布事实上承认中国对韩国雾霾有责任的韩中日联合研究结果。预计将在下周进行发布。三国联合研究的项目是“东北亚大气污染物长距离跨界输送项目（LTP）”。韩国国立环境科学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日本大气污染研究亚洲中心等三家研究机关用相同的排放源资料，使用彼此认可的模型（通过复杂的连接反应式推测结果），共享国家间影响定量分析的结果。研究结果原定于去年发布。但中国却对自己的排放源资料是2010年的数据一事提出质疑，指出没有反映出2013-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5年计划让雾霾污染下降了三分之一的成果。今年2月，三国研究机构最终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2017年更新资料分别得出了“本国贡献率”和“国外贡献率”。调查对象是韩国（首尔、大田、釜山）、日本（东京、大阪、福冈）和中国（北京、沈阳、天津、青岛、大连、上海）等12个城市。最让人关注的是“中国对韩国的贡献率”。参与研究的人员没有给出准确的数据，这可能是因为约定了进行“三国联合发表”。但韩国和日本的分析结果接近30%，虽然不是50%，却并未脱离韩国环境当局此前公布的“国外贡献率年平均值30-50%”范围。对于中方模型的结果，有人说“与韩日分析有很大差异”，还有人说“在误差范围内”。在韩国国内，高浓度时期的中国贡献率比年平均值更受关注，这一数据以后会另行公布。实践哲学家彼得•辛格将地球大气比喻称世界各国共用的下水管道。下水管道的容量无限时，谁排放多少都无所谓。容量有限时，如果一国排放的太多，会限制其他国家使用下水管道的权利，也就是侵犯他人的权利。污染责任的基本原理是“由原因方承担”。让下水道变得更糟的人要承担更大的责任。问题在于很难准确量化谁丢了多少。可以说，此次LTP联合研究是旨在确认该事实的第一步。一个名为“Air Visual”的国际民间调查机构选出了世界50个最差雾霾污染城市，其中印度占25个，中国占22个。中国的污染程度就是如此严重。中国的面积是韩国的100倍，人口是韩国的30倍，而风只吹向韩国。据悉，此次研究还计算出了韩国对中国城市的影响在1%至2%，处于可忽略不计的水平。只有彼此交流才会方便进行协商，但韩中间的雾霾问题属于单方关系。但中国并不想承认对韩国造成的损害。去年12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发言人主张：“首尔的污染主要来自于当地排放。”就是说，中国大气质量最近几年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而首尔却处于停滞状态，这就是原因所在。据说，此次中国在9月的最终调整中，也多少有些不合常理地提出了“公布三国数字平均值”的提案。 LTP项目走到了“各国彼此认可研究发布”这一步，尽管彼此的数据存在一定差距，但这是一个重要进展。欧洲也花了12年时间才使瑞典的酸雨危害主张达成了低阶段协议。从现象上看，“中国=加害者，韩国=受害者”的结构是正确的，但中国并不是故意把雾霾吹向韩国一边。就像韩国不会为日本进行环境管理一样，中国也不会为了韩国儿誓死减少雾霾。中国是为了本国国民的健康迫切希望解决雾霾问题。近年来，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只有中国更加努力，才能对韩国的雾霾有所帮助。不要只从“加害-受害”的角度看待韩中关系，而应该把韩中关系定位为只有中国成功，韩国才能获益的合作伙伴关系。如果互相指责，就会发展成感情问题，只能离解决问题越来越远。只有鼓励对方的努力，对方心里才会感到愧疚。中国作为梦想成为世界领导人的国家，应该解决威胁本国国民健康、给邻国造成麻烦的污染问题，如果中国对此认真听取意见，两国就能能成为共享价值的伙伴，开展合作应对。
[社论]韩政府声称经济政策方向正确事到如今抱怨外部原因 韩国总统文在寅前天表示：“世界贸易矛盾深化和世界经济下行正持续使韩国经济陷入困境。”言下之意，外部原因导致韩国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而仅在4周前，文在寅曾表示：“就业情况在量和质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韩国经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算人们再不懂经济，这也未免太过分了。韩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出现负增长，在OECD国家中处于垫底水平时，仍声称：“经济基础实力非常扎实”，“将从第二季度开始回升。”这些话也都是错的。随着企业投资和生产消费的下降，韩国经济今年将面临增长率跌至1%左右的危机。就连一直以来带动韩国经济发展的出口行业也陷入了长期的萧条。但青瓦台仍强行地发表乐观论调。上周，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谈及经济危机论称：“该言论带有其他不能明说的意图”，“是掩饰本意的不负责任的评价。”将对经济危机的担忧和不安定性为反政府的阴谋。在一项以经济学家为对象实施的民意调查中，84%的应答者认为目前处于“危机或危机前夕”。由此说来，他们岂不是全都是反政府的阴谋论者。起初青瓦台称，“2018年下半年会好转”，然后变成“从2019年上半年开始”，再到“从2020年开始”，不断推迟经济复苏的时间点。为了否认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从执政初期开始推行的违背市场经济原理的“自害政策”导致的副作用，胡搅蛮缠谎话连篇。眼看连这也行不通了，便开始追究起“外部原因”。
[评论]韩国站队中国后会遭遇的未来 韩国政府和执政党的“中国偏向”正在越来越严重。最近，釜山市多处悬挂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牌匾就是其小小的象征。中国共产党的存在甚至进入了首都首尔的市议会。上月底在首尔市议会举行的中国建国纪念图片展上，有160多张赞扬共产党政权建立和经济发展的照片。从未给6.25战争时期在这片土地上流下了14万名年轻鲜血的美国举行过庆祝活动的首尔市议会，却把场所提供给了向韩国国军开枪的中国。上月在国会举行的中国相关经济论坛上，“对抗美国的中国领导力”、“韩中设定新关系”等成为了核心主题。薛勋、金斗官、郑东泳等泛执政圈实力派议员出席了这次论坛。学生运动圈出身的执政党政治家们，现在似乎在考虑“中国代替美国”和“新的韩中关系”。安敏锡议员说“韩国应该和朝中联合起来，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阻止运入日本太阳旗”，也与此一脉相通。文在寅政府上台后采取的充满疑问的外交安保措施也指向一个方向，其中隐藏着“亲华战略”。以环境影响评价为借口推迟正式部署萨德，削弱安保力量的韩朝军事协议，废除韩日之间的GSOMIA（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放弃韩美日安保合作，追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方合作等会成为韩美同盟解体的垫脚石。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的措施。文在寅政府的外交是“远美亲中”的战略，其目的是想得到中国的帮助，实现与朝鲜“一国两制”式的联邦制统一。中国和朝鲜的立场是只要美军在韩半岛，就不能在统一问题上进行合作，因此文在寅可能需要同时推进统一和美军撤离。最终，韩国必须面对“抛弃美国,与中国联手”的决断时刻。韩国左派政界认为“联邦制统一”是7500万韩民族结束“分裂体制”，能够在强国面前堂堂正正地活下去的大前提。为了这个目标，他们似乎觉得“亲华反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青瓦台在朝核问题上取得哪怕是小小的突破口，即使顾虑美国，也会全力以赴推进韩朝经济合作的做法，也可以从这一脉络来理解。这种算法是以这一成果为动力，在明年国会选举中获胜，从而走向联邦制改宪。 “抛弃美国，与中国联手”是文在寅政府梦想的韩朝共同发展与和平统一之路吗？我们应该先审视风险，而不是玫瑰色的未来。让我们假设一下韩国脱离韩美日三角同盟，被编入朝中俄三角体制的情况，韩国社会将陷入巨大的冲击和混乱之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受到的冲击可能会超过1997年IMF危机。如果执政党在明年的国会选举中获胜，担心联邦制统一的国际资本将逃离韩国，股票和韩元价值可能暴跌。如果富豪们转向海外，房地产市场也会面临危险。如果韩国被排除在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链”之外，出口之路将急剧变窄。如果企业倒闭，失业者会剧增，青年们将无处可去。由于金融机构的破产，几十年里交纳的个人年金可能打水漂。国民年金、公务员年金也无法保障未来。正如左派所梦想的那样，在朝鲜掀起开发热潮之前，韩国经济可能会首先崩溃。此外，抛弃韩美同盟，达成联邦制协议的韩国将很难与朝鲜平等地规划韩半岛的未来。正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在自己国家军事力量能够达到的范围内，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政治体制强加于他人”。拥有核武装的金正恩一人独裁体制会压迫韩国的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也就是说，所谓的“和平联邦制统一”，就是朝鲜主导的吸收统一。抛弃了美国和日本这一扎实友邦的韩国，在对华关系上也无法保障能得到平等公正的待遇。重视“垂直排位”的中国会强迫韩国陷入从属和屈辱。与社会主义中国联手取得成功的国家以前也没有，现在也没有。在与中国接壤的14个国家中，除了俄罗斯，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富裕。14个国家的人均GDP平均只有3064美元。柬埔寨、缅甸和越南受毛泽东思想影响，饱受内战和屠杀之苦。与中国合作一带一路的国家，现在正为巨额债务而呻吟。连朝鲜对外经济省官员也诉苦说：“与美国结盟的韩国过得很好，而与中国结盟的朝鲜却过不下去。” 位于中国领土边缘的韩国之所以能够达到3万美元水平，是因为有韩美同盟的支持。抛弃韩美同盟，站“中国队”的选择，从根本上破坏了过去70年里韩国所享有的自由民主和富饶的政治经济结构。美军驻扎的地方可以实行自由民主政治，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所及之处只有监视和压迫。看看现在的维吾尔地区和香港。同中国维持友好关系是韩国经济的需要，但这终究是基于在韩美同盟之上才能做到的。美国是韩国的“朋友”，但中国不能成为“朋友”。
[评论]金正恩的胡言乱语是疯子战术 为期10天的下半年韩美联合军演20日结束。所有人都希望演习结束后，金正恩的“凌晨导弹攻势”也会平息下来。演习期间，很多人向笔者询问：金正恩的导弹攻势是为了完成美朝谈判重启前被推迟的导弹试验？还是出于金正恩个人的即兴式决心？大部分人认为，如果金正恩有所谓的“对美和对韩战略”，和想帮助自己的韩国总统文在寅配合，尽快打破目前的僵局，才符合常识，但他不仅继续发射导弹，现在还对文在寅总统说出令人难以启齿的胡言乱语和诽谤，令人费解。但在笔者看来，金正恩带着在河内会谈破裂中所感受到的“失落感和对背叛的强烈愤怒”，运用表现军事紧张升级的“疯子战术”，内心在为了趁此机会完全终结韩美联合军演本身而步步逼近。与金正恩的这一周密计划相比，反而是韩方还没有明确的管理方案，应对今后继续进行韩美联合军演时回到对决原点的韩朝关系，以及像过山车一样往返于危机与和平冷热之间的韩半岛局势。特朗普总统已经表态称，不喜欢要花很多钱的韩美联合军演，而且美国也把韩美军事同盟视为交易对象。韩国国内有人认为，在提高防卫费、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和部署美国的中程导弹问题上，不应接受美国的要求，而且由于韩美之间立场的差异，不可避免地要重新调整韩美同盟。甚至有人主张，为了在文在寅任期内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对作战权移交的必要事项进行检查的韩美联合指挥所模拟演习也应该被省略。金正恩也在审视着韩美之间日益弱化的共识，一针见血地指出韩国不要在朝美谈判中“打主意”。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未能实现的韩美联合军演永久中断之门，开始显现。在此情况下，在演习结束之际，美国国务院对朝特别代表拜根访问了韩国，为重启朝美工作谈判带来了希望。河内会谈破裂后，金正恩让外务相李勇浩担任美朝谈判的指挥塔。李勇浩是在1994年日内瓦朝美核谈判时，让朝鲜先退出NPT（核不扩散条约），使紧张局势加剧后，再以暂时中止退出效力为代价，从美国获得轻水反应堆，并把请求书寄到韩国，从而成功实现“日内瓦交易”的谈判高手。由特朗普、彭佩奥和拜根组成的美国队，与由金正恩、李勇浩、崔善姬和李泰成组成的朝鲜队之间即将开始新的谈判。谈判开始后，朝鲜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按照在新加坡和板门店会晤时所承诺的，遵守《板门店宣言》和《9.19韩朝军事协议》达成的协议，停止一切韩美联合军演，还表示只要演习继续下去，无核化谈判就会寸步难行。但目前韩国政府和美国对韩美联合军演是否违反《4.27板门店宣言》和《9.19南北军事协议》以及《新加坡协议》等立场模糊。而与此同时，认为朝鲜发射导弹的行为“虽然没有违反9.19协议，但有违宗旨”。问题在于，目前韩美之间似乎没有确立联合军演的政策立场。在韩美联合军演即将结束的19日，文在寅要求“像对待玻璃碗一样处理韩朝问题”，同时表示：“只有履行有助于对话的事情、减少妨碍的事情，才能实现对话的成功。”韩美联合军演也是妨碍对话的事情，所以从明年开始演习本身是否会完全消失？如果演习继续进行，如何让朝鲜接受演习的正当性，从而延续和平与和解的趋势？我们想知道韩国和美国的对策。如果韩国和朝鲜之间在未能就发射短程导弹和韩美联合军演等现有军事行动达成明确协议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目前的战略模糊性，韩朝关系和朝美关系会随时回到对决的原点。
[评论]在战后中国对日外交战略中值得学习的部分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讲话,宣布抗日战争胜利。他在演讲的结尾，向希望为死于日本侵略的2000万人报仇的国民传达意外的嘱托。他说服中国人民,中国只是把日本军国主义当作敌人,而不是把日本人民当作敌人,因此不能给日本人以奴隶般的屈辱。他还强调,既往不咎、善待邻里是中国的传统,要摆脱以暴治暴的恶性循环,必须给予宽容。当时宽容的战后处理方针，成为后来广为流传的“以德报怨”讲话。 1949年掌控了大陆的中国共产党政权似乎是为了和国民党竞争，行动更胜一筹。共产党领导集体从延安时期开始就以“罪恶只是在日本军国主义者身上,日本人民没有罪”为逻辑,将从内部瓦解日军作战意志的心理战作为抗日战略。在共产党主持的战犯审判中,没有一名日本人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这种“军国主义者和人民的区别论”也被用于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周恩来明确表示，不会要求日本人民承担赔偿,中国在建交声明中正式表态称：“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请求。” 中国的宽容既不是给予日本遗忘历史免罪符的善心,也不是免费的。背负“心灵债务”的日本，在1979年起的40年间,通过经济合作项目(ODA),为中国提供了3.65万亿日元。以此为基础，中国实现了超越日本的经济崛起。中国宽容的战争问责方针，是确保道德上的优势,最大限度将日本的负债意识用作外交资产的深谋远虑。最近,韩国也感觉到曾经享有的外交资产正在迅速耗尽。
[社论]仿佛回到一个世纪前的青瓦台 为要求在韩日间仲裁而前往美国的青瓦台安保室次长金贤钟（音）在回国途中表示:“就像1910年国债补偿运动和1997年外汇危机时开展募集黄金运动一样,我们需要团结一致战胜(日本的报复)。”因为当初期待的美国仲裁没有得到确切的答复,才提出了“国债补偿运动”的这一110年前的运动。韩国总统文在寅上周在全南道厅表示:“全南居民与李舜臣将军一起用12艘船守卫了国家。”考虑到韩日冲突,他拿出了420年前的“李舜臣将军”。韩国民政首席秘书曹国也将东学农民革命题材的歌曲《竹枪歌》上传到社交媒体上。这表明,韩国政府不想解决外交矛盾,而是想点燃反日情绪。引发日本报复的韩日矛盾，是强制征用赔偿判决引发的外交问题。如果韩国政府提前出面与日方对话并制定解决方法,就不会闹到这种地步。韩国政府以“三权分立”为由,袖手旁观了8个月,让事情搞越高越大。韩国政府未能做出周密的应对,给半导体产业和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他们却说要像100年前一样和日本做斗争。执政党的“日本报复对策特委”委员长表示:“这是值得让义兵揭竿而起的事件。”难道现在是用“义兵”和“竹枪”化解外交矛盾的时代吗? 2011年中日因钓鱼岛所有权问题发生冲突时,中国在共产党的操纵下焚烧日货等，进行了感情用事的应对，却只是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支持。民间可能会展开谴责日本的行动。日本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声称“韩国将毒气原料交给了朝鲜”,故意忽视韩国谈判团,导致了韩国民心的恶化。据说,日本产啤酒、服装的销量出现下滑,取消日本旅游的咨询也不断增加。但如果应该冷静考虑国家利益的政权，反而带头进行感情用事的应对,有可能会激化矛盾,给日本留下把柄。如果政府层面的反日攻势使反韩情绪在日本进一步扩散,绝对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强调清算亲日派的文在寅在3·1节纪念词中，被元老级进步学者指责为“官制民族主义的典型形象”。“官制民族主义”经常用于将批判政府失政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左派教育督学们给学校校歌贴上亲日标签,具有亲政府倾向的工会甚至表示要进行抗日斗争。面对敦促“冷静的外交解决方法”的指责，政权支持者攻击称这是“土著倭寇”。情绪发泄是一时的,但经济恶化会带来长期和结构性的民生损失，必须尽快制定现实且合理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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