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日报 中文网

本月22日在北京举行韩中部长级会谈时，中国外长王毅对韩国外长康京和说的“言必信，行必果”是《论语》中的话。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王毅此言的目的，是让康京和履行在国会宣布的所谓“三不”和通过军事和渠道进行会谈的后续措施。当时，康京和说：“孔子说过‘行己有耻’更为重要。”似乎做出了更为斯文的回应。对不惜在外交现场做出近乎失礼举动的王毅，以及让其作为外交领导人来吓唬弱国的中国的行为，应该受到痛斥，但可惜的是，康京和并没有这么做。

把王毅的话当成耳旁风的原因，还有一个。这六个字1972年首次出现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那年的9月29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当天，周恩来写在纸上交给田中角荣的话，就是“言必信，行必果”。这是要求日本：虽然两国建交了，但曾给中国人带来过巨大痛苦和耻辱的日本，今后要言而有信，将承诺付诸行动。此后，每当中日外交遭遇难关的时候，这六个字就会出现。

作为日本通的王毅，不可能不知道这段历史，他说这句话，意思是把为了生存而部署防御用萨德的韩国和用南京大屠杀等蹂躏过中国的日本同等看待，或者是缺乏外交感觉——必定是这二者之一。而且1972年9月毛泽东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决定说服将日本看做不共戴天之仇人的中国人民。但2017年11月的中国，却以国民为借口，没有采取看得见的解除经济制裁的措施。“言必信，行必果”这句话，至少不应该用到韩国身上。

如果12月文在寅总统访华时，习近平主席再提到“言必信，行必果”，希望文在寅也能引用古典堂堂正正地回应。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意思是：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就是说，只考虑正当的“义”就行了。而现在，中国正在强迫韩国做的是完全不正当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