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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30年发展，中韩两国在经济合作、社会文化交流、政治互信等各国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成就，但是各领域的发展并不完全一致，相对于经济与社会文化等领域，政治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还显得有些滞后，虽然两国将双方的关系定位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高度上，但是双方领导人的定期会晤还主要是通过中韩日领导人峰会、东盟10+3、APEC等多边机制实现的，双边的高层互动还没有实现机制化。

国家间政治合作主要是指国家之间在政治领域的共处、共事，通过包括高层往来、签署政治文件等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形成共识，并为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与安全合作等提供政治基础。

政治合作的基础首先是相互之间的政治尊重与信任，而相互间的政治尊重与信任主要表现在相互之间对彼此政治制度的尊重与信任。世界各国都是基于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历史环境等具体的国情而选择的政治制度。

从根本上讲，创设政治制度目的是治理社会、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保证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有序，而不是为了政治而创设政治制度。

中韩两国的政治制度不同，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在政党制度上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协商的政党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集选举政治与协商政治于一体，充分融合和发挥了选举制度和协商制度的各自优势。韩国是议会民主制，虽然包含了协商政治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选举制度的安排。

中韩两国在历史传统和文化基础方面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但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实现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不同，国情不同，从而导致了两国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但是，这都是两国的大众和精英在内外环境的制约下进行了长期探索的结果，都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符合自身的国情，能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发挥了自己制度上的动员优势和社会管理优势，根据自己的国情，对新冠肺炎疫情成功地进行了防治，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今年四、五月份，很多对韩国持友好情感的中国朋友都替韩国着急，提出为什么韩国不封城、为什么韩国不能效仿中国的做法、为什么不取缔一些宗教性的活动等等。我向他们解释说，两国的国情不同，对中国适用的办法对韩国不一定适用，或不一定完全适用。例如，封闭小区，在中国，由于城市中的多数小区在建设上就设置了围栏，不少小区平时就是封闭式管理，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进行封闭管理很容易，居民也都能理性接受。但在韩国，没有小区的概念，社区基本是开放的。这样一种情况，怎么能做到中国式的封闭管理呢。还有，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对一些具有极端思想的宗教组织通过立法形式进行治理，但在韩国却并非如此，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呼吁韩国政府去取缔宗教组织的活动呢。因为国情不同，即使在他国十分有效的做法，也难以做到完全照搬照抄。而根据自己的国情，吸取对方有益且对自己适用的做法，才是合理之道。

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发展中国家，经过40年改革开放但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韩国是一个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的发达国家。两国面临的问题不同、国情不同、民众的生活方式与思维习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但在治理新冠疫情方面，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都取得了值得称赞的成绩，根本原因在于采取了适合自己国情、能解决自己问题的社会制度和治理措施。

在防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中韩两国相互支持、相互帮扶，增进了友谊和感情，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认知，从而也将为彼此间进一步增进政治尊重、互信与合作提供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