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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一周年之际，笔者想起了德国韩国学教授维尔纳·萨斯的一句话。一生致力于韩国学研究的他，曾说过“也许我前生是韩国人”。在宣布戒严三天后，他与《朝鲜日报》记者金润德见面时说：“我认为尹锡悦应该去医院，而不是监狱。他的心病很严重。”笔者曾认为，尹锡悦在宣布戒严之前也可能就需要接受治疗。我还从多位政客那里听到了类似的说法。

在戒严这一极其非正常的行为发生后，很多人说尹锡悦酒精成瘾。据说他是因酒精中毒导致大脑受损，才做出这种事。但听说他在监狱里并没有出现酒精戒断症状。我认为，尹锡悦的问题不在于酒，而在于他缺乏一种“我说这句话或做这个动作，别人会怎么看”的平凡而基本的“自我控制”。这样的人被说是独断专行、固执己见、傲慢自大，严重时甚至会成为目中无人之人。这种程度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而尹锡悦似乎就处于这种状态。

现在看来，从“司法考试9次重考”的经历开始，他就不是个正常人。这是个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性格，对权力有着异乎寻常的追求。一年前的12月3日，他实施戒严，这就是典型的目中无人。实施戒严，却连戒严法都没看过。在议员们身在国会周围或首尔的周二实施戒严，所以国会轻易就解除了戒严。这种极其草率、荒唐的根源在于目中无人。“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要做”“是我要做的是，谁敢指责”——这种想法根深蒂固的人，根本不会去想“做这件事别人会怎么说，会引发什么状况”。不能说他是个正常人。

对于慈乘大师自焚事件，突然提出“可能是间谍所为”并出动国情院人员；对万圣节惨案，若无其事地对出身民主党的国会议长说可能是某个势力操纵的；信奉选举舞弊阴谋论等，这样的怪事不是一两件。尹锡悦目前在审判中的表现也是肆无忌惮的。他没有对因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而毁掉了人生的人们做出真诚的道歉或反省，反而竭力强调“错不在我，而是在你们”。甚至对将军使用“家伙”这种羞辱之词也习以为常。

我曾听一位精神健康医学科教授说“尹锡悦疑似有病”，但不能断定尹锡悦患病。维尔纳·萨斯教授所说的“不该去监狱，而是该去医院”，并非以患病为前提的说法，而是从广义上讲的需要治愈“心灵的疾病”。笔者的想法也是如此。

很长一段时间里，笔者都不清楚尹锡悦是个什么样的人。但他有很多显示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的迹象，只不过笔者并未留意去看。当他把“王”字写在手上，把穿着皮鞋的脚踩在别人的椅子上时，我虽然心想“他怎么会这样”，但并未想到这是他丧失资格的理由。当金建希在采访时对身为总统候选人的丈夫极尽轻视和无礼之能事的视频被公开后，我也没真正意识到其严重性。很多人说“尹锡悦虽然奇怪，但为了阻止李在明，是没办法才投给他票的”。这是选择了“小恶”，但这个小恶却招来了“最恶”。在他们看来，这是令人为之气结的。

韩国总统李在明希望许多“为了阻止李在明，不得已投了尹锡悦一票”的国民记住这一点。但现在却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国会已被他们掌控，再加上趁着尹锡悦的问题夺得了政权，民主党开始变得肆无忌惮。他们废除法院行政处，设立司法行政委员会，通过大幅增加大法官人数来掌控大法院，实行四审制，实际上在政权下设立内乱专责裁判部，一夜之间取消了检察厅，为了赶走一个人而改变政府组织，立法强制更换民营电视台社长，以歪曲法律罪惩处法官和检察官，让公务员互相举报，调查他们的手机，甚至推进只有一半国民同意的“12.3国庆日”等，将违反宪法、无视宪法精神的行为等闲视之。

为了抵挡总统一个人的司法风险，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或者做不出来的。如果国民之力做出像让总统放弃大庄洞上诉这种事，民主党肯定第二天就要进行弹劾。现在民主党里一点也看不到“如果我们做这种事，别人会怎么看”的“自我控制”。这和尹锡悦又有多大差别呢？

在采访政治的过程中，笔者见过很多似乎应该去医院的政客，尹锡悦只是其中之一。但从未有过哪个时代，像最近这样有如此多的政客需要治病。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读者们，脑海中应该会立刻浮现出很多人的名字。这种人朝野都有，但在民主党中看到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