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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离世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韩国前总统朴正熙，如果生前看到彼此，也许会有种看到自己的感觉。狭小且没有资源的国土、随时可能被近在咫尺的敌对势力攻击、刚摆脱殖民地统治却依然落后和分裂的国家，以及不得不权威并强势地领导这种初级阶段国家的信念——两人的相似点非常之多。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有人做了这样的历史假设：“如果李光耀是韩国总统，朴正熙是新加坡总理，又会如何？”

国土仅和首尔一样大的新加坡，和拥有相当于其10倍人口的韩国——对这二者进行比较是件难事。但两个国家身处的情况和两位领导人的人生历程都有相似之处，因此我们才可以做出这种想象。人们会说 “新加坡总理朴正熙”作为国父，在全体国民的哀悼与世界的赞美声中闭上了眼睛；而“韩国总统李光耀”则会被国民当作“日帝的密探”、“区别对待优秀人种和低劣人种的希特勒”、“扼杀在野党，用情报统治建立冻土王国的法西斯”、“拒绝司法制度的反民主独裁者”、“权力欲的化身”、“世袭独裁”、“言论自由的扼杀者”等等——集所有这些批判于一身。


李光耀在新加坡被日军占领时期主动学习日语，进入日军情报部工作。因此按照现在的标准，喜欢不分青红皂白臭骂别人过去的一方，完全可以称他为“日帝密探”。他还公开劝导过“大学毕业的男人应该和大学毕业的女人结婚”。世界女性界曾站出来，指责他为“希特勒”，但他并没有因此退缩。他说：“我们要生下基因优秀的人才，把他们培养成精英。除此之外，别无他路。”与此同时，他还推行了小学时期按成绩决定孩子们不同前途的教育制度。

新加坡其实是一党独裁国家。据说为数不多的在野党议员还在受到暗中监视。李光耀说过：“（领导人）不应该被爱戴，而是应该让人害怕。如果谁都不怕我，我的存在就毫无意义。”他还说过这种骇人听闻的话：“我们的任务是在政治上清除捣乱者。所有人都应该明白我的包里装着利斧。如果想跟我较量，我会掏出斧头，跟他在死胡同里见。”所以，如果他是韩国总统，没人说他是“建立东方王国的法西斯”才怪。

李光耀对司法制度也有不同主张。他说：“我们应该可以不经审判就把人关起来。无论他是共产主义者、沙文主义者还是极端宗教主义者，都应如此，否则就会亡国。”对待刑罚，他也不是宽容主义者，而是倾向严惩主义。即便日帝占领末期的新加坡饥荒蔓延，但犯罪行为反而比生活条件好的时候更少。李光耀不讳言地说：“这是因为日军有残酷的刑罚。”


李光耀执政期长达31年，比朴正熙的执政期还长13年，换做韩国，肯定会被批评是“权利欲的化身”。由于在野党弱小，连他的儿子也执政掌权，他肯定会受到所谓“世袭独裁”的攻击。对言论自由问题，他曾说过：“问问人们是想要房子、医疗、工作和学校，还是想要表达的自由？”

但现在的新加坡人并没有因为这些责难李光耀。因为新加坡是一流的先进国家而感到舒适安全，他们认为这是李光耀的功劳。有人说：“李光耀让新加坡成为清廉的国度，而朴正熙没有做到，所以对他们的评价不同。”确实会存在这种观点，但至少朴正熙自己不是贪钱的人。他死时穿的内衣都是破了洞的。

据说，新加坡有一位老人在李光耀的遗像前一边哭一边举手敬礼说：“虽然我们反对过他，但最终他还是对的。” “最终他还是对的”这句话，并非是说“现在也应该这样做”，而是意味着“当时他所指的路是对的”。面对 “最终他还是对的” 这种肯定，我们需要想想现在自己身上还有多少这种态度。

韩国拥有新加坡无法祈及的庞大制造业和技术，而新加坡实践着韩国很难追赶的民主主义。这是因为韩国也有一群“最终做对了的人”。 在刚解放的一片混沌之中，决定建立大韩民国的李承晚 “最终做对了”；打开了韩国几千年贫穷桎梏的朴正熙“最终做对了”；坚守了民主主义信念的金大中和金泳三也“最终做对了”。尽管我们彼此意见不同，但只要承认“他们最终做对了”的历史，相信仅凭这一点，就能让国家发生许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