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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难置信，但现代城市文明之所以能存续至今，多亏了“霍乱”。这是因为150多年前，英国医生约翰·斯诺发现了霍乱病毒感染的途径后，公众卫生和近代传染病学才开始萌芽。

19世纪中期，处于工业革命全盛期的伦敦人口多达250万，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但人们越是涌向这里，垃圾就越多，城市散发着恶臭。并且随着传染病的流行，以贫民窟为中心，不断有死者出现。古代罗马人口也曾多达100万，却未能免于灭亡，究竟伦敦能不能维持如此大的城市规模呢？人们内心存在疑问。

1854年夏天，霍乱再次席卷伦敦。斯诺医生仔细搜索了每一个霍乱流行的街区。他挨家挨户地和患者及其家属交谈，发现83名死者中有73人饮用了40号街的井水。当时正是臭气熏天，让人喘不过来气的时候，以著名的护士南丁格尔为首的医学界，坚信是空气中的恶气——即恶臭引发了疾病。

但斯诺不这么认为。霍乱患者先是突然腹痛和剧烈腹泻，然后不停地拉出像淘米水一样的肠液，最后就变得皮包骨头死去。因此，他认为这种病的原因不是恶臭，肯定是从口部进入消化器官的“某种东西”（当时还没有发现细菌）。令人无法置信的是，在斯诺拆掉了水泵的把手后，霍乱消失了。在后来的调查中得知，霍乱流行前，一个居民清洗了沾有死于霍乱的婴儿粪便的尿布后，把脏水泼在了水井附近。这证明了是被粪便污染的饮用水传播了霍乱。


多亏斯诺打破了学术界和公务员们的一般观念，才引进了具备供应清洁的饮用水、对污水和下水进行分离处理设施的“公众卫生”系统。现在，全世界一半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人口超1000万的超级城市得以出现，是多亏有公共卫生的基础。可以说，是霍乱病毒的传染病学拯救了城市文明。直到现在，上下水道设施为延长人类寿命做出的贡献，远超出任何开发的新药。

在城市和病毒的对决中，现在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由于人口移动过于频繁，世界变得像一个村子一样。一如在MERS疫情中看到的，遥远国家的传染病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意味着，应该将非洲和西南亚的土著病当成我们邻家的疾病来做准备。

已经查明致病病毒的MERS传了进来，就让整个国家出现动摇，如果发生未查明病源菌的新型传染病，凭借我们现在的系统能够应付的来吗？虽然SARS和新型HINI流感时应对得很好，但这只不过是守住了国境的“篱笆防疫”而已。这也是迫切需要像斯诺一样心怀信念、穿梭于现场，同时具备国际眼光的传染病学专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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