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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了银行抢劫案。这是一个1名银行劫匪将4个人关在银行大型金库里进行拷问的案件。罪行最终失败，银行劫匪被逮捕。但开始对银行劫匪进行审判后，当时身为人质的人们都拒绝提供对银行劫匪不利的证词。不仅如此，他们还发起了为银行劫匪募捐律师费的捐款运动。以这次案件为契机，我们把人质被罪犯感化，协助罪犯的病理性心理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心理学教表示，如果人质认为不可能逃脱的情况继续下去，为了生存，他们会开始觉得需要协助罪犯。这时，他们会夸大解释认为绑匪的亲切是真心担心自己的心理。

从近期的舆论调查来看，韩国国民对金正恩的信赖度和好感度，比中国国家主席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高。在体验到无法承受的恐怖后，对提供这一恐怖的绑匪产生好感，这就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状。

也许，这也是能够理解的现象。韩国国民在过去25年里，一直是朝鲜核武器的人质。最近体验到了战争即将爆发的极度紧张和恐怖。残忍处死自己姑父——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张成泽、用剧毒暗杀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的金正恩说“要踏平南朝鲜”，让“首尔变成核火海”云云。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现在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军事解决对策，装好了弹药。”这都让韩半岛笼罩在战争的乌云中。

这时，金正恩向平昌冬奥会派遣了大规模使节团，转入和平攻势，韩国国民终于放心地舒了一口气。随着朝鲜完成核开发，要求协商核裁军，而不是弃核，试图转入对话局面——这都和预料的一样。但深受战争恐怖之苦的韩国国民，将其看做金正恩的善意、无核化意志的表达。而且，在举行新加坡美朝首脑会谈后，开始为真正和平的到来而欢欣鼓舞。虽然完全没有提到关于无核化的具体方法或程序，但国民们希望相信这一点。

在斯德哥尔摩劫匪案件之后举行的审判中，一位人质说：“罪犯对我们很好，我担心警察的进攻会让我们死掉。”从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机当时，克林顿总统提到对朝先发攻击的必要性时起，人们就担心韩国可能爆发战争。金泳三总统退休后放言称，是自己阻止了韩国发生战争。

斯德哥尔摩上演人质闹剧的当时，罪犯威胁称要朝一名人质的腿部开枪，那个人质陈述说：“他说只打我的腿部，我觉得他人简直太好了。”现在韩国国民正在费心从金正恩的一举手一投足中寻找无核化的“诚意”。

去过平壤的艺术家说和金正恩握手“非常非常荣幸”。我们殷切地期望金正恩是礼貌且具备外交能力的青年领导人，并非让韩半岛陷入核战争的暴君。这种期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原原本本地反映在了舆论调查中。

一位以色列将军说：“驻扎着外国军队的国家，其国民精神会堕落。”这句话似乎说明了韩国国民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原因。当然，驻韩美军的驻扎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突然迎来的解放以及接踵而至的6.25战争，在此情况下，是绝对需要驻韩美军的。此后，在漫长的冷战期间，通过保障韩国的安全，实现了韩国产业化和民主化的也是驻韩美军。

然而，一切都是有代价的。我们应该反思：是不是驻韩美军的长期驻扎，弱化了韩国的精神力量，变得依赖友邦和敌将的善意，抛弃了韩国自身的意志和努力？最近，很多人担心韩美同盟被弱化，但再好的同盟，也无法帮助自行倒塌的国家。

朝核问题就是韩国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韩国夜不成寐，而特朗普和习近平等人绝对不可能替韩国烦恼。为了完成朝鲜无核化这一过去的重大课题，最重要的是必须正视现实。感觉为时已晚时其实是最早的时候，该为克服危机而团结民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