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的公务员从2009年开始持续增加。李明博政府当时为99万人,朴槿惠政府时期为103万人,文在寅政府时期则有116万人。尤其是文在寅政府称“政府是最大的雇主”,在5年内增加了13万人,比李明博政府(1万2000人)、朴槿惠政府(4万1500人)时期的增加幅度之和还多了2倍以上。地方人口减少,公务员增加,出现了“洞和面事务所的公务员多于信访者”的说法。
依据法律保障身份的公务员一旦增加就很难减少。由此带来的财政负担也必然会加重。在过去5年里,公务员薪酬支出增加了30%,公务员退休后需要支付的年金充当负债增加了300万亿韩元(人民币约1.53万亿元)左右。在此期间,国家负债增幅超过400万亿韩元(人民币约2.04万亿元),突破了1000万亿韩元(人民币约5.1万亿元)大关。国民人均国债高达2000万韩元(人民币约10.2万元)。低生育、高龄化导致纳税人越来越少,这笔债务由谁来承担?
公共部门扩大,经济效率就会下降。公务员越多,管制也会随之增加。尤其是在目前的危机之下,应该减少不必要的劳动力和组织,取消低效率的功能或交给民间处理,由政府带头提高生产效率。
不仅是公务员,公共机关也需要调整人员。在过去的5年里,政府部门下属的公共机关增加了18家,达到350家,地方自治团体下属的公共机关也新增了118家。据统计,公共机关的员工在5年内增加了35%(11万5000人)。还应该大幅减少或取消税金兼职。公务员和公共机关工会等维护既得权的反对之声会随之而来。但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的危机之下,公共部门的结构调整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