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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中国浙江省杭州市的魏某乘飞机前往河南省郑州市。此前，魏某在河南省某小银行存有存款，但因资金困难，银行从4月开始停止提现，他与另外2名储户一同前往郑州向金融部门提出抗议。除魏某以外，其他大部分蒙受损失的储户已经在郑州举行示威。

但就在抵达郑州几个小时后，魏某手机应用里的“河南省健康码”从表示正常的绿色突然变成了代表隔离对象的红色。也就是说，他在河南无法进入任何建筑物或乘坐公共交通。并未感染新冠的魏某向防疫部门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答复。因其在郑州寸步难行，第二天必须返回杭州。

然而魏某并非个例。当天，本次事件的大部分受害人都被赋了红码。储户们主张称，管理健康码的河南省政府为事先阻止储户抗议，伪造了健康码。郑州市纪委最近着手调查违反新冠防疫的问题，该情况或属实。22日，郑州市纪委公布调查结果称，负责郑州市公安领域的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冯献彬擅自给1317名金融受害人赋红码。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处长、市大数据局科员、郑州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人受其指示参与其中。但有舆论指出，这是行政机构伪造数据侵犯个人权利的事件，而冯某只受到了撤职处分，无关痛痒，处罚过轻。一位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表示：“以防疫之名收集的个人信息，中国政府可以随时利用其监视个人和限制出行，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指责中国政府利用尖端技术广泛收集个人信息，并用作国家控制手段的“数码极权主义”的舆论甚嚣尘上。日本亚太论坛理事船桥洋一将中国的数码极权主义命名为“5G斯大林主义”，并分析称，中国已经开始收集声音、虹膜和染色体信息。当地时间21日，《纽约时报》（NYT）报道称，对超过10万份的中国政府招标文件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正在打造全球最大规模的生物信息数据库。NYT称：“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设计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掌握一个人的认同感、活动和社会关系，并加以监管的系统。”

据NYT报道称，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发布招标公告，准备购置能够录制摄像头附近90米以内声音的设备。他们计划对收集的声音提取带有个人固有特征的声纹，并建立数据库。投标文件上写道：“结合声纹分析和面部识别技术，能够更快地找出犯罪嫌疑人。”

中国还在以追踪罪犯的名义建立虹膜和染色体信息数据库。据NYT报道称，2017年，中国政府在伊斯兰教徒聚集的新疆维吾尔地区建立了数据中心，最多可以储存3000万人的虹膜信息。据悉，该企业还签署了建立全国规模的虹膜数据库的合同。

另据悉，男性Y染色体也是他们收集的对象。因Y染色体按父系血统遗传，收集到一人的信息，便可以掌握其男性亲属的遗传信息。2014年，河南省创建首个大规模Y染色体数据中心，截至目前，已经在中国31个省市成了至少25个Y染色体数据中心。

中国人手机上安装的应用程序也是监控对象。2017年，广东省公安对能够掌握哪些人在手机上安装了维吾尔语词典应用的项目进行了招标。据推测，此举旨在掌握少数民族维吾尔人的名单并加以监控。NYT评价称：“过去7年里，中国的手机追踪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国政府还在餐厅、旅游景点、商场、小区、KTV和酒店等地大规模安装监控，广泛地收集信息。据福建省公安的招标文件显示，该地区公安通过监控收集到的面部照片多达25亿张。公安部门为升级监控摄像头进行公开招标时公然称目的是“为了控制和管理人民”。虽然，其他国家出于国家安全目的也会收集和管理部分个人信息，但在中国，公安部门权限强大，且缺乏通过议会和法院进行牵制的机制，越来越多的声音担忧中国的人权问题会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