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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上午，在中国北京朝阳区某大型医院。记者问挂号窗口员工能否挂号时，得到的回答是“所有诊疗和预约已满，回去吧。”用手机登陆该院预约系统一看，发现40多个诊疗科室未来8天的号大部分已经约满。部分科室甚至拿不到“等待号码”。在新冠大流行之后，中国大型医院实行预约诊疗制度，但在7日废除“新冠清零”政策后，找到一家能预约的医院的难度无异于“上天摘星”。

因为约号困难，“黄牛”变得异常活跃。这些被称为“黄牛”的人收费替人预约挂号。他们利用自动预约系统“囤号”，然后收钱转让给普通人。也有人通过与医院内部人员建立的特殊关系进行“插队”预约。在记者向3名黄牛实际咨询代理挂号服务后，被告知本周在北京市的医院接受皮肤科、消化内科诊疗需要支付300-350元人民币（约合5万6000-6万5000韩元），呼吸内科无法预约。

中国全境的医院都出现了医疗系统濒临崩溃的担忧。随着发热和急诊患者急剧增多，医护人员和治疗设施都出现了严重不足。医生和药剂师不得不在感染新冠的情况下坚持工作。北京海淀区某医院药房窗口上甚至贴出了“全体药师带病上岗，请宽容对待”的告示。9日，北京市医疗当局在会议上出台方针规定，除症状严重的医护人员以外，无症状的医护人员正常工作，将到岗率维持在80%。微博（中国版推特）上有传闻称：“没有实际临床经验的医学生也被迫上岗。”中国的重症（ICU）床位仅为每10万人10张，是美国（34.7张）和德国（29.2张）的三分之一。

北京市的医院被蜂拥而至的患者挤得是人山人海。13日晚上10点，在北京朝阳区的儿童医院，约有40多名抱孩子的父母在挂号窗口前排起长队。带5岁孙子来看病的老奶奶说：“前面有200多个号”，“不知道要等上几个小时。”14日中午12点，西城区的儿童医院挂号候诊的患者超过600名。在地下一层的处方药领取窗口前，超过300人排成了螺旋形的队伍。几乎看不到队伍的开端和末尾。抱着孩子的母亲累得瘫坐在了地上。原则上，中国医院另设专门的发热门诊接待发热患者，但从记者访问的两家儿童医院来看，发热和未发热患儿混杂在了一起。

急诊患者也同样难以得到治疗。一位居住在朝阳区国茂的50多岁的女士表示：“昨天发高烧，行动不便，给120（相当于韩国的119）打电话，前面还有300个人等待。”据北京防疫当局称，最近急救电话呼叫量是平时的6倍，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在朝阳区某医院的发热门诊，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等待五六个小时接受诊疗。医院有关人士表示：“大批患者聚集，地点狭窄，医护人员太少”，“计划租用附近的体育馆，从明天开始开设‘第二发热门诊’。”

市面上的药店根本买不到退烧药和咳嗽药，复方感冒药也需要出定价五倍的价格才能买到。14日上午9点，在北京西城区某知名药店前，50多人前来购买感冒药的人排起长队。堵在门口的员工用喇叭反复播放着：“没有退烧药、咳嗽药、体温计、生理盐水，复方感冒药每人限购2盒。”市民们如同领取配给一般买走由传统中药制成的复方感冒药“连花清瘟”。在距离药店约3公里开外的某文具店，同样的药物正以定价五倍的价格，即65元人民币（约合1万2000韩元）出售。

此外，各地接连出现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某北京医院太平间工作人员在微信（中国版Kakao Talk）上称：“最近北京死亡人数暴增，殡仪馆的员工大规模感染，火化尸体至少需要5到7天。”老人的情况更加糟糕。据第一财经报道称：“在农村，老人感染新冠会被放置两三天。”台湾中央通讯社称：“老人死亡人数大幅增加，北京的太平间都不够用了。”一位北京市民在微博（中国版推特）上发文称：“父亲去世了，找不到殡仪馆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