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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各种名义的委员会泛滥，总统下属和中央部门等设立的政府机关委员会首次超过600个。地方自治团体下属委员会更是多达2.7万个，这些委员会下属的委员人数接近30万人。由于韩国政府和公务员一贯不对主要事件负责，而是把决定推给外部，造就了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委员会共和国”。

虽然历届政府都曾因乱设委员会而引发争议，但文政府上台后增势加剧。截止上届政府，政府机关委员会数量在550个左右，但今年增至622个。且最近5年间，地方自治团体平均每年新设1000个委员会。政府机关委员会中的70个（占比约10%），地方自治团体委员会中的6750个（25%）在过去一年里几乎没有召开过会议。类似幼儿教育保育委员会、军用机场迁移事业支援委员会、国际比赛支援委员会、中·低水平放射性废弃物处理设施引进地区支援委员会等就是这样的地方。因为挂着“委员会”之名的组织实在太多，很多都不知道究竟是做什么的。

虽然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声称成立委员会是为了开发政策和听取专家意见，但实际上多是以回避责任为目的。政府声称要改革大学入学制度，但没有直接做出决定，而是在教育部成立公论委员会并把责任推给委员会，最终没有任何变化，搞得虎头蛇尾。“新古里公论化委”还曾被政权利用，作为“脱核电”的舆论手段。“2050碳中和委员会”也被指委员人数达97人，但用途是使政策合理化，而非开展实质性的讨论。

因新冠疫情而成立的“新冠日常恢复支援委员会”也被指沦落为政府逃避责任的手段。在委员会内部，认为需要严格的保持社会距离制度的医疗、防疫专家和持反对意见的小工商业者之间的冲突不断，政府反复无常、应对缓慢，却又以该委员会的意见为防疫依据。这是典型的“表面性”行政。而在那些不计其数的地方自治团体委员会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更是无从得知。这是对委员会泛滥既没有负责的意志，也没有这个能力的无能、不负责任的政府制造的滑稽现象。试问国民怎么会愿意交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