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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声称，如果不向国会提交所谓的“社会经济三法”，就不会对明年的预算税法修正案进行审查，又在搞粗暴立法。所谓“社会经济三法”，内容是政府、地方自治团体购买的财物和服务的10%要从社会企业和各种组合购买，并无偿出借国有财产或对教育和训练等提供资金支持。社会性企业或各种组合有很多是市民团体成立的。这无异于最终用国民税金支持市民团体的“市民团体特惠三法”。

所谓社会性企业，其企业模式不仅要追求利益，还用类似的比重追求社会价值。确实存在符合这一宗旨的社会性企业。但在文在寅政权时期，很多社会性企业被左派市民团体或运动圈出身人士用作了获取国民税金的媒介。在前首尔市长朴元淳在任的10年里，市民团体进军城市再生、居住、青年、劳动、城市农业和环境等各种商业领域，赚取了补贴。首尔市曾表示要投入1.7万亿韩元的太阳能项目也成了运动圈出身人士的猎物。在村庄共同体项目中，支援金的一半被当成人工费支出。就是说，税金就像无主的钱一样被瓜分掉了。

市民团体出身的人成为首尔市事业企业选定委员，把项目打包送出。这些团体还向其他市民团体二次转包劳务等，建立了吃税金的食物链。首尔市长的继任者吴世勋甚至慨叹说，支援市民团体的金额在10年里高达1万亿韩元，首尔市的金库“沦落为市民团体的提款机”。在民主党掌控着国会的当下，干脆要把不断为市民团体食物链提供国民税金的系统制度化了。

企业只有依靠自己的能力创造利润、创造工作岗位，才有存在的价值。企业追求环保、援助弱势群体等社会责任是次要的问题。因赚不到利润而给国家和社会造成负担的企业想一边谈论社会价值一边吃国民税金，这本身就是反社会的形态。

在文在寅政府时期，对公共企业经营评价项目的“实现社会价值”打了过高的分数，对其进行包庇，最终导致35家主要公共企业的营业利润率在5年里从8.4%降至4.0%，缩水了一半。负债从412万亿韩元（人民币约2.2273万亿元）暴增至540万亿韩元（人民币约2.9192万亿元），增幅超过30%。这一切都要由国民承担。就是说，这并非实现社会价值，而是放大了反社会的癌细胞。“市民团体特惠三法”是企图用税金养活运动圈利益集团的反社会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