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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邱市在广域团体中率先决定取消大型超市的周日休息，其中有意外的原因。原以为是“洪准杓的大邱市”强行推进的，但事实上是胡同商圈方面先提出要求后才启动的。代表传统市场和中小超市的团体在与大型超市方面进行协商后，首先向大邱市提出了改变限制。胡同商圈方面的逻辑非常简单——就算易买得、乐天玛特等周日关门，顾客也不会来光顾。这是实施限制后也没有上升的信用卡销售额后进退两难的证据。

2年前，韩国流通学会报告了有趣的案例研究。2018年易买得富平店关门了。于是半径3公里内的中小零售店、饭店的销售额也随之萎缩了8-26%。意味着并非大型超市杀死了胡同商圈，它们是共生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0名顾客中有6名是来大型超市购物时顺便去周边店铺的。尽管如此，政治家们还是以“只有杀死流通大企业，小工商业者才能生存”的二分法逻辑，强制实施所有人都受损的限制。消费者、大型超市和胡同商人都成了受害者。

2007年卢武铉政府引进了期限制劳动者保护制度。该规定要求如果想雇佣2年以上的期限合同劳动者，就必须义务性地录用正式员工，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采取限制前，期限制劳动者在同一单位被聘用为正式员工的比率为8-9%。限制实行满2年后，该比率骤降至5-6%，反而产生了阻止转正的反效果。

就算想在一个公司继续工作，也会被解雇的案例不断出现。“2年”不是承诺的时间，而是驱逐劳动者的恐怖时间。很多期限制员工每两年被赶走一次，只能寻找其他工作岗位。期限制非正式员工的数量不断上升。在曾高喊“非正式员工转正”的文在寅政府，期限制比率从14.6%上升到了21.6%。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悖论。

文在寅政府的5年，国政就像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产生了保护弱者的悖论。为了实现“收入主导增长”，在骤然提高最低工资后，低薪酬工作岗位消失了，下层收入减少。为了保障“有晚上的生活”，在引入每周52小时工作制后，因无法加班而报酬下降的低收入劳动者在下班后打两份工的事例不断出现。以保护租户为由推进的租赁三法，让全租和月租价格暴涨，引发了全租混乱。站在弱者一边的文在寅政府搞出了折磨弱者的讽刺剧。

我认为应该怀疑制定这种限制的权力者本身的好意。如果这是“好意”，就会努力纠正由此产生的副作用，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期限制非正式员工每两年从工作岗位上被赶走，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减少，穷人变得更贫穷的悖论就在眼前，但政府却不肯纠正政策的错误。看到弱者受害的现实后，仍然弃之不管。这怎么可能是“好意”？

张口闭口叫嚷“偏袒弱者”，是理念型左派政治的特点，但他们并不关心帮助弱势群体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和社会上自立的事情。前长官曹国说“没有必要所有人都化龙”，劝说人们过“虾鲫蛙（龙虾、鲫鱼和青蛙）”的生活，这浓缩地说明了他们的世界观，无异于要永远把弱者关在网箱的养殖场。

文在寅政府时期制定房地产政策的青瓦台政策室长写道：“拥有自己的房子，会有保守的投票倾向。”就是说，让没有房子的无房者继续无房，会有利于选举。另一位政策室长说：“我住过，所以知道……。没必要让所有人都住在江南。”其实文在寅政府在帮助青年和平民层实现购房梦想方面，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政策关注。他们说要增加公租房以代替自有住房，所以让人们去公租房生活。

邪教主不希望信徒们得到救助，因为只有将他们绑在自己身上才能做生意。笔者认为，产生各种保护弱者型限制的左派政治家的心理也与此相似。因为让弱者成为弱者，在左派政治提供的公共关怀下乞讨生活，从选举工学角度来看是有利的。

今年国会的最后一天，允许小型企业每周工作超过52小时的措施最终未能延长。压制强者，实现向下正义的“平等教”政治家们现在仍然掌控着国会的权力。嘴上说为弱者着想却在折磨弱者的悖论从未得到纠正，让在国政的各个角落上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