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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黄信封法（《工会法》第2、3条修正案）》在国会强行通过后，无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纷纷批评称“企业负担将前所未有地加重”，“忽视产业界担忧的结果将化作投资和雇佣萎缩的回旋镖”。相反，劳动界则宣称“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表示要以黄信封法通过为契机，将解决各种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大选请求单”提交至政府。

24日，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大韩商工会议所、韩国经济人协会、韩国贸易协会、中小企业中央会、韩国中坚企业联合会共同发表立场文，表示“企业经营和产业竞争力将受到重大打击”，对此表示了强烈遗憾。六个团体特别指出“虽然通过修订法律扩大了使用者的范围和劳动争议的概念，但使用者是谁、成为争议对象的事业经营决策范围有多大，并不明确”，要求“为了制定能够尽量降低产业现场混乱的安全立法，要明确这些内容并保障使用者的防御权”。

修订后的《工会法》第2条，将雇主的范围扩大到“对劳动条件拥有实质性的、具体的支配和决定权的人”。这一概念过于模糊，引发了认为这会导致劳资间无休止的法律纠纷的担忧。在汽车、造船等拥有几百、几千家层层分包商的行业中，总包商实际上承担着无限的交涉义务，可能导致经营陷入瘫痪。例如，如果现代汽车的分包商GGM（光州全球汽车）工会不是以GGM，而是以现代汽车为对象要求改善劳动条件，那么对现代汽车来说将十分为难。

已出现了实际案例。三星电子的合作企业“E&S”的工会因标准工资的问题与公司产生了矛盾，于去年6月与共同民主党等一起在国会召开记者会，要求“三星电子直接出面”施加压力。最近，该工会又以标准工资等问题为由，主张“三星电子应直接出面解决问题”。将劳动争议的对象扩大到经营决策，这对企业来说无异于定时炸弹。该法案为工会将结构调整、并购（M&A）、海外工厂建设等决策也作为争议对象提供了可能。因此，有分析认为，该法案会遏制企业在国内的投资，从长远来看，提高了生产设施向海外转移的可能性。

特别是在中小企业界，出现了“因《黄信封法》而接连有企业陷入存亡危机”的说法。意思是说，如果有工会，总包商会减少工作量；即使没有工会，总包商的纠纷也会增加，不可避免地造成打击。制造机械零件的中小企业A公司的案例表明，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A公司的工会最近找到总包商，称“因为要涨工资，所以要求上调货款”。总包商对A公司的代表说“这样不行”，A公司的代表最终贷款涨了工资。随着《黄信封法》的通过，这种事情可能变得司空见惯。

外资企业也对此表示了担忧。通用汽车韩国工厂（韩国GM）代表赫克托·维拉利尔在21日与雇佣劳动部举行的汽车、造船、钢铁领域CEO座谈会上，强烈表达了反对意见，内容主旨是“从作为全球企业的通用汽车的角度来看，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的竞争力将大大降低”。商界有解读认为，这暗示了从韩国撤离的可能性。

相反，民主劳总当天发表题为《20年斗争的成果，工会法修订得到通过”的声明称：“这是崇高牺牲结出的历史性果实，我们热血沸腾地表示欢迎。此次修订并不完善。今天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我们将以这次的成果为基础，为争取更大的权利而前进。我们会立即启动‘真正社长交涉争取斗争本部’，为将2026年打造为‘非正规职和特殊雇佣权利争取元年’而全力以赴。”

民劳总要求政府采取“后续措施”，同时向财界发出警告称：“如果逃避交涉和责任，我们将通过全体组织的斗争谴责‘真正的社长’。除了法律之外，我们将依靠现场的力量强制要求使用者承担责任。”

劳动界预计会以《黄色信封法》的通过为契机，推进“非正规职正规化”和“同工同酬”等长久以来期盼的项目。分包商劳动者能够向总包商提出交涉的要求，这不仅意味着将分包劳动者的工资和待遇提高至总包商的水平，甚至可能进一步提出直接雇佣的要求。

劳动界还有可能提出更多样化的“大选请求单”。民主劳总在去年6月李在明就任总统后不久，除了要求修订《工会法》第2、第3条之外，还要求将“保障公务员和教员的政治基本权利”、“制定全面禁止歧视法”、“改革以财阀和出口为中心的经济结构”等作为国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