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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总统时期，韩国总统朴正熙与美国爆发了矛盾，但这一矛盾真正始于尼克松总统时期。韩国外务长官李东元的回忆录写道，朴正熙总统在美国受到了尼克松的严重冷落。尼克松没有在白宫迎接朴正熙总统，而是把他叫到了自己的度假地，甚至没有亲自出来迎接。在晚宴上还叫来了“穷酸的老家朋友”。朴正熙总统说“深切体会到了弱小国家的悲哀”。在解放后的80年里，韩美关系经历了诸多曲折，但如果从“冷落”这一点来看，这个时期也许是最严重的。

在尼克松时代，风暴从韩国的四面八方涌来。随着美国废除黄金兑换制度，金融市场陷入混乱，保护主义的复活给韩国的出口产业带来了打击。尼克松宣布从越南撤军，还从韩国撤走了驻守在停战线的美军第七师。这意味着美国要放弃世界老大的角色，不再干涉他国内政，也不再无条件敌视共产主义国家。与美国和日本建交的中国封锁了进入中国的海外企业与韩国的交易，提出了“周（恩来）四项原则”。当时一涌而来的困境与现在相似。不同的是，当时韩国的GDP只有100亿美元，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因此“这样下去会灭亡”的危机感弥漫在现实中。当时没有什么能让人像现在这样沉醉于“爱国情怀”。

接连受到尼克松羞辱的朴正熙总统决定在经济上一决胜负。他的决定近乎赌博。这是一场从轻工业向重化学工业飞跃的“量子跃迁”，即，韩国要跻身美国、日本、德国的行列。现在看来这也是似乎难以置信的，当时又该是多么艰难？

但记录中的朴正熙总统从未动摇过。财政部长官南悳祐的回忆录中提到，朴正熙总统把提出存在资金问题的南悳祐叫过来，像安抚孩子一样说：“我把经济的命运押在这里了。长官！即使有困难，我们也要尝试去做这件事。”经济副总理金鹤烈的生平传记里提到，总统把因资金问题而为进军造船业苦恼的郑周永会长叫来，批评他说：“不顾别人反对，仍在炽热的太阳下建设高速公路的不是你吗？”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不屈不挠的郑周永。重工业的飞跃是如此艰难。这是让人思考国家的作用、总统的作用的一幕。如今养活韩国的产业，只是在当时构建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加上了电子和IT产业。在经济上支撑李在明总统外交的K国防和MASGA也是当时的遗产。现在我们仍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延长线上。

一切都来自企业。朴正熙总统不顾忌他人的眼光，给予重工业特惠，这真的很具有突破性。冻结私人贷款的8.3措施，投入引入银行资金的国民投资基金，通过税收和关税特惠来支持企业。无视私有财产和私人合同的8.3措施近乎国家暴力。“财阀特惠”的批评虽然存在，但这句话的顺序是前后颠倒的。不是给财阀特惠，而是当时投身重工业并取得成功的企业日后发展成了财阀而已。朴正熙政权同时通过了《短期金融业法》、《相互信用金库法》、《信用合作社法》、《企业公开促进法》，将地下资金拉到了地上。南悳祐说“8.3措施是第二次金融圈开发的起点”。将韩国金融从私人贷款的水平提升到产业的资金命脉。虽然日后企业贷款违约造成了很大问题，但与如今沦为“公寓当铺”的先进金融业相比，更接近金融的本质。

据说特朗普冲击是50年前尼克松冲击的延续。陷入疲软的美国只想顾好自己。特朗普比尼克松更粗鲁、更具威胁性。经济学家亚尼斯·瓦鲁法基斯说：“尼克松走了，但尼克松冲击没走；特朗普走了，特朗普冲击也不会走。”意思是说这并非一次性的情况。日本的关税是15%，但如果对韩国维持25%的关税，大部分的韩国制造业将不得不放弃美国市场。已经成为技术强国的中国的破坏力将远不止1970年代的“周（恩来）四原则”。中国已做好吃掉韩国所有产业的准备。

但现在韩国年薪一亿韩元（人民币约51万元）的产业工会，却为了争取每周工作4.5天而发起总罢工。国会滥用法律，将企业的投资视为监管对象，而非美德。这为非法罢工提供了特权，让企业家变成了潜在的罪犯。这是一个无论是股东分红还是员工奖金，不进行投资，而是把钱分掉的企业能赢得掌声的肤浅世界。这是给外患加上内忧。21世纪国会制定的法律与1970年代国会通过的亲企业法律大多是相反的。更糟糕的是，政治领导人没有提出愿景。执政党的政客们对特朗普总统恶语相向，称他采取“企图将韩国变成经济殖民地的卑鄙行径”，“简直是胡言乱语”。他们发动了自己拿手的“低级反美”行动。如果这样搞国家还能发展，那只能是天意了。

与美国发生过矛盾的韩国总统有很多。我认为，在他们当中，赢得了“同盟”的李承晚总统和朴正熙总统做到了“真正的反美”。他是最智慧地运用了将与盟友的矛盾转化为国家发展动力的“工具性反美主义”的领导人。虽然他在冲突的过程中滥用权威主义，政治生涯以悲剧收场，但他所挑战的经济胜负之伟大，足以让50年后的下一代衣食无忧。今天的危机更甚于1970年代初的危机，只是韩国经济的底气比当时更强而已。多亏有这种底气，才能做到“低级反美”，但这不会长久。如果想反美，就要像朴正熙总统那样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