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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首相石破茂4月8日在首尔举行的国际会议“峨山全会”上，表达担忧称：“韩半岛和台湾海峡同时发生危机，是最危险的状况。”他说，要防止此类危机情况的发生，最现实的途径是加强美国同盟国之间的联系，使其今后能够发展成为“亚洲版北约（NATO）”，重申了推进亚洲版北约的意志。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伊朗战争为契机，认真提出了退出北约可能性，此时推进亚洲版北约对韩半岛安全有何意义？

伊朗战争表明，CRINK（中俄伊朝）专制国家联盟已从单纯的外交合作进化为实战性的军事技术共享体系。在针对舰载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低成本自爆无人机（沙赫德系列）、针对宙斯盾舰的蜂群攻击（swarm attack）、地下导弹城市建设等方面，朝鲜和伊朗已经共享了相当多的实战数据。随着朝核问题日益升级，在特朗普连任后，朝核问题已从美国的外交议程中消失。在此情况下，石破茂强调的“韩美日核共享”概念，可被视为今后韩日两国对美外交的共同推进方向。

从推进亚洲版北约的经过来看，继2014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印太构想后，在2023年的G7峰会上，岸田文雄也表明了积极推进亚洲版北约的意愿。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认识到如果不修改宪法就无法行使完整的集体自卫权的情况下，表现出了消极立场。日本正在迎合美国将台湾海峡、韩半岛和南中国海视为一个“战区（theatre）”的印太安全构想，优先关注以美日为轴心，形成新的西太平洋安全秩序。在美国方面，2020年8月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斯蒂芬·比根曾表示要建立以“四国机制”（美、日、印、澳）为基础的亚洲版北约，但2023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对此表示了反对意见。2023年12月，美国众议员迈克·劳勒还提出了成立相当于亚洲版北约的印太条约组织（IPTO）的法案，但未能获得推动。因此，推进亚洲版北约为时尚早的观点似乎已成为主流。

所谓亚洲版北约，与韩美、美日相互防卫条约存在差异。支持者似乎认为，如果在东北亚引入这一安全合作体系，就能有望像北约那样在成员国遭攻击时由美国自动介入。但这种对北约条约的解读是错误的。北约条约第5条规定：“对一个或数个缔约国的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的攻击……将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必要行动进行集体自卫”。乍一看似乎美国有自动介入的义务。但条约第11条规定了“本条约应由缔约方按照各自的宪法程序批准并执行其规定”，未经美国国会同意，美国不能为北约的其他缔约国参战。1949年加入北约时，国务卿艾奇逊在听证会上的发言明确阐明了这一点。

亚洲版北约能否实现尚是未知数，但除韩美日外，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加拿大等国也被提出成为候选成员国。因此预计与其说是所谓的亚洲版北约，不如说是形成了基于“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的“韩美日+”形式的国家间协商机制。就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交战的德国和法国成为了北约的中坚力量一样，无论形成亚洲版北约还是韩美日+，韩日都有望作为中坚力量，开启东北亚安全合作的新时代。特别是在韩美日之间，存在太空侦察与朝核信息共享、潜艇巡逻活动、潜艇和军舰救援、海岸封锁时的扫雷、高超音速导弹发射前后信息共享和应对、日本境内的7个联合国维和部队后方基地在紧急情况下迅速运作战争物资、联合国维和部队成员国参战支援等韩日间的实质性合作课题堆积如山。韩国部分人提出的对日本自卫队进入韩半岛的担忧，在半岛危机情况和尖端科学技术战争的时代，这是不符合时代特征的陈旧思想。反而，可以利用战后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的美日关系，打造韩日同舟共济并牵引美国的新模式。

超越亚洲版北约构想的另一个替代方案，是韩日与拥有核潜艇建造能力及尖端国防技术的法国、英国等欧洲核心国家，探索建立跨区域的新安全协商机制。法国拥有自主的核威慑力和核潜艇技术，英国则通过AUKUS（澳英美安全合作机制）树立了核潜艇合作的新模式。如果启动由韩、美、日、法、英或韩、日、法、英、德组成的五国产业和安全协商机制，会是将韩国在尖端技术产业领域展露出的地位与安全相结合的绝佳机会。正如在伊朗战争中所见的一样，要对抗 CRINK体系下结盟的专制主义国家，韩日应共同敦促美国实现核共享与延伸威慑的制度化，通过与欧洲安全、技术、产业的核心强国结成MP5（5 Middle Powers ：5个中等强国）安全协商机制等方式，提高战略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