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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伊战争进入收尾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开始对盟国在战争中的贡献程度举起了“鞭子”。德国作为欧洲盟国，第一个被推上了审判台，特朗普宣布将削减5000人以上的驻德美军，并将汽车关税进一步提高10%。虽然早有预测认为，按照特朗普的风格，将会采取相当不利于德国的措施，但也有不少人持乐观态度，认为德国作为核心盟国，特朗普应该不会真的那么做。但特朗普终究还是特朗普。

特朗普政府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横冲直撞，从本国利益中心主义和无节制的使用力量的观点来看，与历史上的其他强国没有什么不同。这与梦想“复活伟大的俄罗斯”的普京的军事膨胀政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习近平的帝国主义势力扩张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如此，特朗普的外交之所以面临特别多的国际谴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即便如此，过去的美国不是这样”的回顾论式反感。

特朗普二次执政后，美国新的外交政策横冲直撞，这不仅是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试图将国际秩序改造为符合美国优先主义框架的一系列激进式尝试。针对中国的供应链控制、与盟友的关税战、要求同盟国增加防卫费和加强自主国防、巴拿马和委内瑞拉问题的陌生解决方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等一系列措施，都展示了一贯的战略方向。这展示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摆脱21世纪的自由主义概念，回归到19世纪帝国主义时代或20世纪冷战时代的权力政治秩序的世纪性的变化过程。

特别是美国在同盟关系方面的政策变化非常严重。特朗普将同盟定义为彻底的交易关系，而非价值共同体，要求同盟国承担起更大责任和负担，进行自主防卫。这被视为在美国绝对国力优势逐渐衰退的情况下，为了全力应对美中争霸而做出的旨在缓解战略过载的不可避免的现实主义选择。但长期以来依赖美国保障安全的美国的同盟国们要突然摆脱这种惰性绝非易事。说同盟国对突然改变态度的美国感到了极度失望，甚至愤怒，也并非夸张。

即便如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在美国盟友面前的选择范围仍然非常有限。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美国同盟政策的变化并非和特朗普时代一同消失的暂时现象，而是反映了即使美国执政党和总统出现更替，也不会有太大变化的本质性变化。二是，尽管美国态度冷漠且不负责任，但美国的盟友难以推翻现有的同盟格局，也难以找到其他选择。无论美国对盟友的态度多么令人失望，在新冷战的险恶世界上，在没有盟友的情况下实现自主安保在现实上是很难做到的，而如果清算与美国的同盟，将安全寄托在中国或俄罗斯身上，更是危险的选择。

这种国际形势对韩国的国家安全也具有重大意义。韩半岛被拥有核武的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包围，且朝中、朝俄军事结盟不断加强的现实，表明了韩国的战略选择是多么有限。在当前大国纷纷公然奉行本国优先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形势下，无论韩国自身的军事实力多么强大，在没有盟友的情况下实现自主安保是不切实际的假设。在亲俄和亲西方政策之间长期摇摆不定的乌克兰正面临着艰难的命运，这给韩国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

被拥核势力包围的韩国，可选择的方案既有限又明确。韩国如今面对的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已不再是过去那个美好的美国，而是正在建立冷酷的算计与交易的国际秩序的另一个美国。特朗普的美国提出的粗暴要求虽然令人苦恼，但如果因此就打破同盟的壁垒，可能会招致更大的灾难。因此，现在不应计较同盟的性价比，而是应明确韩国对同盟的权利和义务，需要具备在平衡点上重新设计同盟关系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