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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跟着父亲去参加家里长辈的葬礼时，一个不是逝者的女儿也不是儿媳的女人，在“哎哟哎哟”地哭的很伤心。一旁的人窃窃私语，说她是“哭婢”。在那个时代，痛哭也被视为孝道，为了顾及周围人的看法，人们会雇佣专门哭丧的人。虽然习俗已经发生很大改变，但仍然保留着许多像这样的葬礼上的情景。葬礼现场的吊唁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逝者，唯一的目的是在丧主面前“露个面”。

▶也有果断摒弃这种习俗的例子。发明三笔式打字机的眼科医生公炳禹博士的遗言是：“我死后不要宣布我已去世的消息，捐献遗体且等到所有程序都结束后，再宣布我已去世。”1995年，遗属在举行“无灵堂的葬礼”两天后才向世人通报了讣告。事实上，即使逝者有明确的遗言，遗属照此执行也不容易。因为他们要克服孩子无法忍受没有灵堂的罪恶感，以及对被指责是不孝子的担忧。

▶打破这堵墙的风也刮到了海对岸。2016年离世的英国世界摇滚巨星大卫·鲍伊便是如此。按照其“不要举行任何葬礼或追悼会”的遗愿，遗属没有接受吊唁，逝者在纽约火葬场用了几百美元的费用安静地进行了火化。在西方传统中，遗体会经过防腐处理，被放入昂贵的棺材中供人吊唁数日，而鲍伊“无灵堂的葬礼”成为了热议话题。这应该不是贫困者的无奈之选，而是“潇洒的选择”，还显示出了范式转变的迹象。美国的火化率最近已经超过60%。

▶最近，韩国国内关门的殡仪馆和葬礼公司越来越多。但这一变化的背后也隐藏着阴影。据说，因为经济弱势群体因无力承担高昂的丧葬费用被迫不设灵堂的影响很大。在人口不断消亡的地方，殡仪馆因空无一人而大门紧闭，而另一方面，首尔大型医院的殡仪馆仍然门庭若市。

▶“公休日的请柬”是人们不愿收到的邀请，吊唁也渐渐成为一种负担。在这个时代，是否需要举办三天的葬礼、大型医院将殡仪馆作为赚钱的手段是否正确，以及灵堂外排列的花圈队伍等，似乎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就像我们需要去参加根本不认识的夫妻举办的婚礼、去参加从未见过的逝者的葬礼问人家“多大年岁了”也是件奇怪的事。我觉得在韩国社会上，没有灵堂的只属于家人的葬礼应该会越来越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