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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上，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强调了美中之间战略共存的必要性。习近平执政后，与奥巴马、拜登、特朗普等美国总统会谈时，都直接或间接地将这一问题作为讨论的焦点。“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古希腊时期，原来的霸权国斯巴达与新兴挑战国雅典相互牵制，最终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过程。这一概念以当时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字命名。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2012年的著作《注定一战》让这一术语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强调了中国作为未来霸权势力的地位。

习近平提到，美国过度遏制中国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冲突，因此作为平等的对手，他强调了妥协与共存。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前提是现有霸权国对挑战国感到恐惧，而美国最近对中国军力在西太平洋和东北亚地区迅速增强感到了担忧。特别是随着中国实战部署高超音速导弹和新一代隐形战斗机，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正如在本次伊朗战争中看到的那样，美国在利用太空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军事技术、以尖端技术为基础的海空军联合军事作战能力等方面展示了压倒性优势。普遍观点认为，中国在短期内正面挑战美国军事霸权的可能性并不高。然而，美国在尖端导弹储备或远程投送能力方面表露出的军事力量局限性，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是否能在两个以上的大规模战场同时作战心存疑虑。

中国要跨越的陷阱除了修昔底德陷阱外，还有两个。第二个是“中等收入陷阱”。它指的是以低工资、低成本为基础实现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工资上涨和生产率停滞，无法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陷入长期低增长的现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5年的预测，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约13800美元，接近世界银行划定的约14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线。有观点认为中国已经摆脱或即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但也有不少观点认为，中国人均GDP仍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左右，且由于内需疲软等慢性障碍，中国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未来5-10年将成为衡量中国能否跻身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分水岭。

第三个陷阱是“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是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理论，他对1930年代大萧条的原因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问题在于霸权国家缺乏提供全球公共资源的领导力。作为马歇尔计划设计师的金德尔伯格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渐衰落的英国无力维持国际秩序，而新兴霸权国美国又缺乏承担这一角色的意愿。当时，美国在1930年制定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平均关税高达59%，从而引发了保护主义贸易战。大萧条带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催生了德国纳粹政权，进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约瑟夫·奈教授警告称，如果美国和中国都陷入本国优先主义，导致无法提供全球公共资源，世界可能会再次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美国以大失败为鉴，在二战后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在防止世界大战、增进人权（联合国）、废除关税（关贸总协定）、金融·货币·开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领域完成了划时代的全球公共资源，为实现“和平的80年”做出了贡献。目前的中国似乎没有展现出能够替代美国在国际秩序所要求的全球公共资源供应方面的能力和意志。特别是在韩半岛的问题上，过去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对朝制裁以实现无核化，且2005年作为六方会谈主席国，为达成明确半岛无核化的《9.19共同声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最近在形成朝中俄联合战线之后，在6月的朝中首脑会谈和5月的中俄首脑会谈上，韩半岛无核化议题消失了。

当然，现在断定已经进入“朝中俄超密切时代”可能还为时过早。但过去两年的变化并不寻常。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对朝制裁监督体系的瓦解。此前，安理会的对朝专家小组一直扮演着监视朝鲜逃避制裁活动的监控角色，但2024年3月在俄罗斯的主导下，延长安理会朝鲜制裁委专家小组的决议案被否决。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就对朝鲜出口原油和进口朝鲜煤炭等的制裁监督体系已被瓦解。正如伊朗战争所证明的那样，制裁是违反国际规范时可以对其进行处罚的有效手段。如果对朝制裁毫无意义，那么俄罗斯为何要强行行使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来拆除监视朝鲜的摄像头呢？

韩国在历史上和地理上都是与中国最为亲近的邻国。当然，我们期待中国能够克服“三重陷阱”，成为韩半岛和平与安全的保障，以及全球繁荣的驱动力。在“三重陷阱”中，修昔底德陷阱由于美中两国领导人之间在持续沟通和危机管理机制在发挥作用，不太可能演变成灾难性的局面。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趋势可能会因中国的科技和产业创新成果而出现变化。但令人担忧的是在国际和平与核不扩散层面提供公共资源的问题上，中国会如何克服“金德尔伯格陷阱”。如果中国无法阻止朝鲜核武器和导弹开发的升级，导致东北亚的安全动荡达到极限，最终可能走向韩日核武装，使东北亚成为核武器超密集地区。在严重的危机状况到来之前，我们敦促中国做出推动朝鲜无核化的负责任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