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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府和执政党决定，从2028年起，强制要求资产规模超过10万亿韩元（人民币约449亿元）的上市公司义务法定公示ESG（可持续性）信息。因此，企业需在年报中加入董事会层面的气候风险管理体系、为减排制定的中长期转型计划、气候变化带来的财务影响以及针对不同气候变化预案的恢复能力等内容。与金融委员会的草案相比，这次扩大了适用对象，且加强了监管力度。

应对气候危机是必然方向，但问题在于速度和承受能力。在没有缓冲期的情况下，直接走进以附带惩罚的法定义务，这不仅是无视全球趋势的超速监管，还可能成为动摇国家竞争力的自残行为。

韩国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中所占的比例约为1.1%。排放量占全球60%的中美印俄四国在权衡本国利益的同时，对引入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监管极为谨慎。作为ESG起源地的欧盟也以企业的负担为考量，推迟了实施的时间。美国已全面暂停联邦层面的气候信息公布义务，日本也仅将信息公布对象限定为市值3万亿日元（约合28万亿韩元）以上的超大型上市公司，正在推进分阶段实施。

韩国制造业的占比为GDP的27%，高于竞争对手国家，且可再生能源不利的条件下，韩国没有理由站在最前沿扛起“脱碳”的大旗。我们已将年均减排率（4.17%）纳入2030年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NDC），这一速度是欧盟（1.98%）等主要国家的两倍以上。雪上加霜的是韩国还宣布了“2036年脱煤（发电厂）”，增加了尚未准备好的ESG法定信息公布义务。

目前，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标准尚处于模糊的状态。公开对象从2029年5万亿韩元（人民币约226亿元）资产的企业，迅速扩大到2030年2万亿韩元（人民币约90亿元）以上资产的企业。如果在没有充分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强行推进，只会填满认证和咨询公司的腰包，同时引发人们对可能像太阳能项目一样出现另一种形式的“ESG卡特尔”的担忧。

最近韩国政府和执政党为了打造“湖南半导体集群”，表现出改变去核电和反“四大江”（水资源管理）立场的迹象，这无异于自己承认进行了理念过剩的监管。政府的政策试图反映现实并改变基调，但对企业施加ESG压力的速度却让企业难以承受，这样能行得通吗？应该根据全球主要国家的放缓的趋势和产业现场的实际情况重新设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