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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获悉，讨论战时战作统制权（作战权）移交谈判及韩美同盟现代化等两国安全议题的年度国防部长官级协商机构——韩美安保协议会（SCM）很可能要到明年年初才能举行。

通常情况下，韩美安保协议会（SCM）是在11月举行的，但由于韩美围绕作战权移交的时机和速度等问题存在分歧，预计今年的会议将在12月于美国华盛顿举行。但由于韩美之间的意见分歧尚未缩小，且存在日程协调的问题，因此跨年举行的可能性变大了。美方正在考虑将会议改至明年1月举行。这样一来，今年将成为1968年韩美安保协议会（SCM）启动以来，第三个未举行SCM的年份。

在SCM的日程协调遭遇困难的背后，最大的问题在于作战权的移交。韩国政府一直以在今年的SCM上完成确认作战权移交后韩军的指挥能力等的三个阶段验证方案中的第二个阶段，即验证未来联合司令部的“完全作战能力（FOC）”为目标，决定作战权移交的时期“X年度”，并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

但尽管今年计划进行的韩美联合评估已经结束，但两国在是否已满足完成FOC验证条件方面存在分歧。加之美国中期选举和中东战争等因素叠加，让日程协调变得困难起来。

29日，将出席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ADMM-Plus）”的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有可能在当地会见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讨论相关日程。

面对美国大使斯蒂尔“韩美关系出现乱流”的发言，赵显称“系好安全带就没问题”

韩美防长一年一度的协商机制——韩美安保协议会议（SCM）跨年召开是极为罕见的。国防部称，从1968年召开首次会议到去年为止，跨年召开SCM的只有1998年一次。

1998年12月，美国与英国一起对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空袭“沙漠之狐”行动，在行动之前，由于美军高层官员很难访韩，所以会议被推迟了。因此，第30次韩美安保协议会（SCM）是在1999年1月举行的。1999年的第31次SCM于11月正常举行，相当于一年内举行了两次SCM。只有在1979年10·26事件和12·12军事叛乱的影响导致国内政局混乱的1980年，干脆没有举行SCM。

因此，如果今年的SCM推迟到明年年初，可能会被视为韩美两国在作战权移交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的旁证。美军方面认为，要像韩方希望的那样在今年完成未来联合司令部的“完全作战能力（FOC）”验证，并进入作战权移交的下一个阶段，目前仍有许多部分尚未得到充分确认。相反，包括国防部长官姜信哲在内的韩国政府高层官员认为，就算明天立即进行作战权移交也不会有问题。

最终，有观点认为，以“东盟防长扩大会（ADMM-Plus）”为契机，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姜信哲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的会谈等“高级别会谈”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姜信哲截至就职第36天的当天，还没有与赫格塞思进行过通话。宿务的会晤有可能成为姜信哲与赫格塞思之间进行作战权磋商的重要变数。

26日，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在国会国防委员会的国政监查上就战时战作统制权（作战权）移交的问题表示：“为了决定（作战权移交的目标年份）‘X年’，韩美当局间正在进行紧密协商。”但作为筹备SCM的前一阶段性质的“韩美军事委员会会议（MCM）”的日程，也从联合参谋本部此前公布的11月初向后推迟了。

另一方面，在当天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对外交部、统一部等部门进行的国政监查上，主要讨论了最近的韩美关系以及上个月韩方一侧非军事区（DMZ）发生的地雷爆炸等事件。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表示：“虽然韩美关系可能存在分歧，但一些人主张的所谓破裂的说法太过荒谬。”赵显还表示，26日与美国驻韩大使米歇尔·斯蒂尔共进早餐时，“我说‘飞机穿越湍流时，只要系好安全带就没问题’，斯蒂尔大使对此表示了同意。”斯蒂尔21日在韩国美国商会的座谈会上表示“两国正在经历湍流（turbulence）”，委婉地谈及了韩美关系的恶化。

赵显还透露了他曾因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的公开言论，将大使斯蒂尔召至外交部进行抗议的事实。布伦森最近在阐述联合国军司令的作用时，称“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观点来看，韩国是以南方的铁丝网线为起点的”，引发了执政党的反对。

当天，统一部长官郑东泳就上个月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表示，“很难特定是（朝鲜方面）故意为之”。意思是说，尚不清楚朝鲜军队是否是为了伤害我军的故意而埋设的地雷。郑东泳说：“从国语角度来说，很难说‘地雷攻击’这句话是成立的。地雷是防御性的武器。”之后，国民之力党议员朴沖绻问道“为了提高警惕，我拿了一个朝鲜地雷的模型过来”，然后他拿出地雷模型说“想放在郑长官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