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两大支柱之一的中国摇摇欲坠的情况下,WEEKLYBIZ最近对美国最优秀的中国专家之一、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商学院国际管理学教授黄亚生进行了视频采访。黄亚生出生于北京,这位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华裔美国人用直白的说话方式说:“我没有预测未来的水晶球,但我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最不确定和最危险的时期。”
-最近中国出台了刺激经济的政策。
“中国政府似乎还相信‘政府主导增长’是可以实现的。刺激股市、发放房地产贷款是过去才行得通的公式。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6%-7%,资金充沛的时候政府主导增长可能是行得通的。但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政府财政全是赤字。以前的方式不仅不可持续,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经济崩溃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政府最近两个月出台了下调利率、放宽房地产贷款、提前投入明年预算等各种经济刺激政策。但有评价认为,由于刺激政策的具体性不高,而且很多是过往政策的换汤不换药,所以药效并没有持续太久。
-如果中国想度过经济危机,要怎么做?
“看看韩国。1997年外汇危机时,韩国没有固执己见,完全改变了制度。其中金融和政治分离是非常重要的过程。得益于此,韩国发展了私人金融,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企业。创业公司增加了,文化也自由了。这种体质的改善成为了韩国具有竞争力的基础。中国也应该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应该把统治方式恢复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只有政治分权、经济自由,才能发展经济。”
“当然,以前中国的政治也很僵化。不能容忍对政治体制的批评。但除此之外,大体上是可以自由讨论的。1978年改革开放后,关于企业的创新、技术的接纳等问题,可以讲出来最好的选择是什么。这对创新有很大帮助,所以GDP大幅增长,技术得到了发展。但最近在中国,讨论消失了,我认为这与之前的成功公式背道而驰。我觉得中国开始在发展之路上开倒车。”
-你认为中国应该选择民主吗?
“如果中国选择了自由民主主义,也许会有更多的发展。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无数学者和学派通过讨论自己思想的百家争鸣,让思想和技术得到了发展。我认为,即使不是民主主义,如果中国社会有更多的自由,也会有更大的发展。如果有自由,拼多多(电子商务企业)也会像谷歌一样壮大,阿里巴巴估计也会像亚马逊一样。但我不认为只有民主主义才是正解,因为民主主义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我认为,即使是权威主义体制,也要以更多的思想自由和民主的领导力为基础才能成长。”
-5日即将举行美国总统选举。在对华制裁方面,有预测称无论谁当选,都是大同小异。
“我个人认为,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民主党)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共和党)对中国的战略会有很大不同。两者都会继续对华制裁。但特朗普认为中国是绝对的对手,而哈里斯则似乎认为中国是对手和必要的伙伴。例如,为了应对气候危机,是需要中国的。拜登和哈里斯过于重视守护底线,他们不会刺激中国。相反,特朗普似乎想刺向中国的眼睛,让中国受伤。”
-特朗普承诺会征收60%的对华关税等。
“特朗普说,如果当选,他将大幅提高(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哈里斯不会降低关税,但也不会提高。因为哈里斯认为,大肆提高关税对美国经济反而不好,也知道这对中产阶层的生活不好。”
-该如何解决美中矛盾?
“我认为(想解决中国与美国等西方世界的矛盾关系),中国应该首先采取行动。减少对台湾的敌意,不要支持俄罗斯。中国支持俄罗斯,欧洲怎么可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正在帮助朝鲜的领导人。我不理解中国偏袒朝鲜。虽然没有必要与朝鲜彻底断绝关系,但中国应该尝试改变朝鲜的经济结构等,让朝鲜向好的方向转变。中国在经济上能从朝鲜和俄罗斯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没有。与西方国家、日本、韩国改善关系对中国更有帮助得多。”
-就是说,中国应该敌视俄罗斯或朝鲜吗?
“我不是说要敌对。意思是要先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因为这在经济上对中国也重要得多。以色列曾经是支持中国企业技术能力的强大伙伴。但现在以色列对中国非常否定。对中国持负面意见的国家不仅是美国,而是遍布日本、以色列、欧洲等各地。如果一个集团内所有人都讨厌自己,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是否有问题。”
“中国的‘技术崛起’是假象”
最近,中国半导体企业SMIC正在挑战生产3纳米(十亿分之一米,被评价为越小越优秀的工艺)半导体。中国电动汽车企业比亚迪(BYD)已经崭露头角,超过了全球市场特斯拉的销量。特别是在高技术能力和低廉价格的中国企业的攻势下,跨国企业感到紧张。但黄亚生对中国的“技术崛起”持批评态度。他说:“中国独有的技术能力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假象。”
-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提高了,不是在尖端领域陆续取得了成果吗?
“我认为中国的技术能力本身就近乎假象。比亚迪使用什么软件?是照搬特斯拉的软件。制造5纳米半导体的SMIC是荷兰ASML的老型号制造设备。中国在过去40年里与跨国企业携手学习了技术。我认为,中国是用这些遗产取得了今天的成果,却几乎没有中国固有的技术能力。”
-中国政府集中投资尖端技术不是也取得了成果吗?
“人工智能(AI)是来自中国吗?大语言模型(LLM)是源自中国吗?不是。中国政府支援尖端技术领域,但只支援已经发明的技术。相反,在美国,政府支持基础科学。因为只有部分基础科学成长为尖端技术,所以做这种决定可能并非易事。相反,中国呢?政府可以为了制造3纳米芯片而投入大量的资金开发新的半导体。但中国能开发出1纳米半导体吗? 世界上原本没有的东西,中国能做出来的吗?做不到。我想邀请那些声称中国技术力量超群的人来麻省理工学院,5分钟就能改变他们的想法。”
黄亚生最近出版了《中国必败》(韩版书名)一书,正式提出了作为历史上中国得以生存的公式“E、A、S、T”的概念。E是考试(Examination),A是独裁(Autocracy),S是稳定(Stability),T是技术(Technology)。他说:“过去中国通过科举这种‘考试’向人们灌输一种思维方式,培养官僚,在‘独裁’之下创造了‘稳定’。得益于强调统一性,中国这个大国活到了现在,但由于思想自由受到限制,‘技术’发展受阻,到今天为止,这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绊脚石。”
-E、A、S、T拖中国的后腿,是什么意思?
“E、A、S、T在历史上对中国这个大国的生存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事实。过去的制度是在6世纪前后引入中国的,从此中国出现了只存在一种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但换句话来说,统一性就是整体化一性。中国少年从小就被灌输了孔子这位伟大导师的思想和教诲。思想自由、分享意见的讨论文化被削弱。虽然统一性有助于维持国家的发展,却成为了技术发展的绊脚石。”
-是因为思想自由受到限制,技术能力变得落后了吗?
“是的。以欧洲为例。欧洲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罗马帝国崩溃后分为多个国家,但到了现代,反而互相进行技术交流,产生了协同效应,发展迅速。相反,中国打破框架的思维受阻,而且没有社会多样性,技术开发缓慢。”
切身感受到的两国差异
-你在中国高中毕业,在美国读大学。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韩国学生不是也经常去美国学习吗?和他们一样,我是因为美国的教育水平很高才去的。对我来说,‘自由’尤其重要。思想自由、批判自由。在中国的时候,我觉得权威主义是错误的,来到美国后,我看到了民主主义的问题点。似乎我天生就具有批判的一面。如果留在中国,我很难保持作为学者的信念和成长。”
-美国和中国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虽然中国有57个民族,但事实上90%以上都是汉族,是个近乎单一民族国家。但美国有白人、黑人、东方人、西班牙裔等不同背景的人。他们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非常不同,这真的很新鲜。有些人关心经济发展或GDP,但对有些人来说,跳舞唱歌可能更重要。必须承认这一点。现在中国需要接受这种多样性。”
-在中国有可能发生这种变化吗?
“中国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我是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学者,按照自己的信念来说的话,这样的中国没有成长的余地,中国应该有所改变。”
☞黄亚生教授
黄亚生教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商学院教授国际管理学。他出生在中国北京,高中毕业后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经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在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商学院担任教授,在麻省理工学院设立并运营着印度和中国研究所。他的著作《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和国家》被英国《经济学家》评为2008年最佳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