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杂志《外交政策》于2009年对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在前苏联解体第二年,即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的主张评价称:“世人对这个人的主张强烈反对或赞同,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

▲弗朗西斯•福山称,在东亚地区迅速崛起的民族主义是最近自己最为苦恼的事情。
他说:“为了牵制迅速崛起的中国,各方势力在东亚展开激烈的争斗。
”照片=彭博社
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主张:“在支配20世纪的自由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形态斗争中,自由民主主义取得最终胜利。
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是人类的进化、政府的最终形态、历史的终结。
” 他的这种大胆推测一度出现很高的命中率。
据美国非营利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提供的数据,1973年在所有国家中仅为29%的“自由国家”到去年增至46%(90个),而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也从1973年的41%增至去年的61%(118个)。
但到了21世纪前10年,却出现了“民主主义退潮”现象,导致福山的推测逐渐失去信任。
在自由之家的统计中,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所占比重于2007年达到顶峰(64%)后逐年下降,到2011年降至59%。
另外,进入21世纪以后,截至2006年,虽然民主国家新增数量远超减少数量,但到2007年却出现了逆转。
2013年民主国家的新增数量为16个,而减少数量为27个。
2013年民主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国家仅为16个,而27个国家的民主主义出现退潮。
全球金融危机对福山的主张造成严重打击。
《纽约时报》2011年报道说:“在全球,对现有政治的信任度迅速瓦解。
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主张20年后成为一张废纸。
”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就业难问题导致很多人对市场经济产生了怀疑。
延世大学教授文正仁表示:“福山的主张只是在说‘民主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在规范性上很好’,并未对现实进行准确的预测。
中国、越南、也门、沙特阿拉伯都不是民主国家,而且埃及只是做出踏上民主主义道路的样子后重新回到全体主义。
” 记者在斯坦福大学研究室采访福山时问到:“是否依然认为自由民主主义就是历史的终结?”对此,他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我认为民主主义没有代替方案。
除了自由民主主义之外,我没有发现近代化终点指向其他方向的证据。
收入不平等是全球现象。
这是全球化,尤其是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国家体制无关。
” “举例来说,中国过去15年里的高速增长引发严重不平等现象。
美国和瑞典等其他国家也面临这个问题。
如果今后25年里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为高收入国家,我们就要为3亿中国工程师提供工作岗位。
在哪里为他们寻找工作岗位?至今还没有人有办法解决技术发展带来的不平等问题。
任何政治体制都不太可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和是否是民主国家没有关系。
” 福山表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并非是否选择民主主义道路,而是民主化的质量有多高。
”他指出,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不是民主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是民主主义的落实程度低。
福山说,最近有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
即,在东亚迅速抬头的“民族主义(国粹主义)”。
福山表示:“最近去了中国、日本、韩国。
这三个国家最近几年里出现很强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已经超乎亚洲人的想象达到非常危险的程度。
欧洲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已经在二战后消失。
欧盟(EU)等机构齐心协力阻止民族主义再次泛滥。
但亚洲并非如此。
在我看来,东亚地区的民族主义现象没有改善,反而愈加严重。
”福山认为这和东亚势力平衡局面的改变有关。
他说:“为了牵制迅速崛起的中国,各个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激化。
但我认为,以掌握霸权和提升地位为目的展开国粹主义斗争的国家永远不会成功。
所有人都要铭记这一点。
”

▲欲在东亚地区扩大影响力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被指刺激民族主义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图=朝鲜日报
比起中国经济,中国外交更堪忧问:您为何多年来一直对中国没有建立法治主义、没有实现民主化存在看法?“我认为今后20年和过去20年不同,今后20年的历史方向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发展。
也就是说,要看中国是会实现自由民主主义,还是成功发展权威主义政治体制。
我个人预感中国走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速度越快,政治体制受到的压力就会越大,这样一来政治体制很有可能会变得极其不稳定。
”问: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陷入低迷的世界经济现在严重依赖中国经济的增长。
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突然实现民主化,中国的增长动力将受到冲击。
您怎么看?“我认为中国的稳定性非常重要。
我觉得中国大陆可以像台湾一样稳定。
韩国1987年经历了民主化斗争,这种程度的斗争就可以有效实现民主化。
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可以像韩国那样在实现民主化后还能和过去一样增长。
在我看来,如果中国大陆不改变将无法像现在这样保持7%至8%的增长趋势。
”问:如果中国突然实现民主化产生影响,使经济出现2%至3%的低增长,将会引发严重问题。
“增长率应该不会这么低(笑)。
即使降低,也会非常缓慢地降低。
今后十年会增长4%至5%,此后20年可能会更低一些。
因此我觉得时间很充足。
”他说:“坦白地说,真正严重的问题不是中国经济,而是中国的外交政策。
”他指出:“这是更加严重的问题。
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样,民族主义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复苏,您应该更担心这一点。
”问:您对倡导“安倍经济学”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领导力有何评价?“在过去20年里的日本首相中,只有小泉和安倍拥有领袖魅力。
对内推行经济改革政策至关重要。
但我觉得在外交领域推行民族主义非常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