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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在指定的外交、安全团队中，部署了多名“朝鲜通”。国务院副国务卿候选人、前美国国务院政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从1997年开始参与对朝谈判。1999年至2001年，她在担任国务院对朝政策协调官期间，曾陪同时任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访问平壤，与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见过面。而国务卿候选人托尼·布林肯也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务院副国务卿，参与对朝政策的制定。换言之，国务院的一二号人物都对朝鲜十分了解。

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两人均是强调缜密对朝施压的“制裁论者”。2019年，布林肯在接受CBS采访时，就特朗普的美朝首脑会谈表示：“抬高金正恩，声称解决了核问题，相当于亮起（与朝交易的）绿灯，允许朝鲜同以中国为首的其他国家照常（交易）。”

2018年，谢尔曼在亚洲协会演讲中表示：“我从未信任过朝鲜人。”曾在奥巴马政府参与伊朗核谈判的她表示：“对伊朗人生出些许的敬意，但对朝鲜还没有这样的感觉。”2016年，她在韩国媒体主办的一场研讨会上称：“若想让朝鲜重返谈判桌，必须大幅提高制裁力度”，“最重要的是要以最后通牒式的施压引导朝鲜做出选择。”

出任拜登新设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印度-太平洋协调官，即所谓的“亚洲沙皇”一职的前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也非常了解朝鲜问题。2019年，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如果相信金正恩的一面之词，认为‘和平正在到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可能会招致无法挽回的糟糕后果。”

在对美朝关系影响重大的中央情报局（CIA）也有“朝鲜通”的身影。获CIA局长提名的前国务院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曾主导伊朗核谈判，对朝鲜问题也十分了解。另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是获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提名的大卫·科恩。他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也担任CIA副局长一职，此前他还担任过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是具有代表性的制裁论者，因此也有“对朝无常”之称。

2017年，科恩在向《华盛顿邮报》投稿的文章中主张称，应该对与朝鲜交易的第三国企业和个人实行严厉的次级制裁（secondary sanction）。他表示：“从对支援朝鲜伪装公司的中等规模的中国银行实施次级制裁开始，如果有必要，还应对更大规模的（中国）银行实行制裁。”从上述外交和安全团队的方方面面来看，拜登政府接下来很可能选择走对华施压，要求其切实执行对朝制裁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