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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韩国曾是中国一部分’的发言，是1880年代形成的中国‘历史疾病’。130年过去了，依然没有治愈，反而变得更加顽固了。”

国际关系史研究大家、翰林大学翰林科学院院长金容九（80岁）表示，习近平的发言并非个人想法，而是历史形成的中国式思维方式的表现。在首尔大学外交学系讲授和研究了33年国际关系史的金容九，出版了以19世纪后期当时的国际关系为主轴，讲述韩国历史的《世界观冲突和韩末外交史，1866~1882》、《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巨文岛和海参崴：19世纪韩半岛的不正常世界化过程》等著作。

金容九院长站在韩国摆脱中国属国化压迫后建立的独立门前。

中国主张，近现代东亚的朝贡册封秩序是宗主国和附属国的支配隶属关系。金容九介绍说：“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事大秩序，在汇集了明朝和清朝法规的会典中有详细规定”，“西藏、蒙古这些內藩由中国直接派遣官吏进行统治，但朝鲜和越南等外藩的内治和外交是自主的。”

这一原则发生变化，是1870年代后期清朝和俄罗斯之间发生国境争议的时候。1880年成功促成对俄谈判的曾纪泽向皇帝建议，应该明确国境线，并将中国周围不明确的地区进行重组。这是想把事大秩序的“属邦”变成近代万国公法的“属国”。

中国想把朝鲜变成属国的政策，在1885年派遣领导镇压甲申政变的袁世凯担任监国大臣后付诸实践。袁世凯随意更换朝鲜的高层官吏、让清朝商人掌控朝鲜经济、推进废黜高宗等，截止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逃往中国时，袁世凯行使着无所不为的权力。虽然中国推进的朝鲜属国化，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中断，但中国并未抛弃此时形成的对韩观。

10年前起，中国为北大和清华出资，通过英国剑桥大学发行的英文国际关系学术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大肆宣传自己的主张。金容九说：“我们也应该发行介绍韩中关系史真相的英文学术杂志和英文著作，向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广泛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