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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会议员、人权宗教团体、艺人和脱北者们连续三周前往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和绝食，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脱北者的难民身份，中断遣返在押的脱北者。
韩国政府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不同场合公开敦促中国遵守国际规范，以人道主义方式解决脱北者问题。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并没有因韩国的全方位施压而改变立场。
中国主张，一些非法入境朝鲜人已反复被多次遣返，有的多达十多次。
他们非法入境主要是出于经济目的，没有充分的根据来定性为“难民”。
非法出入境、组织偷渡等犯罪行为在任何国家都不会被允许。
因为根据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定义，“难民”是指“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
”韩国方面主张脱北者是难民，主要根据是脱北者被遣返后将会受到严惩。
韩国在将脱北者视为难民的前提下，要求作为缔约国的中国遵守《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义务。
如果承认脱北者是难民，中国就必须遵守《公约》第28条和33条的规定，向脱北者签发旅行证件，以凭在其领土以外旅行。
中国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推回”）至其生命或自由因为他的种族、宗教、国籍、参加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而受威胁的领土边界。
实际上，韩国人权团体是有意颠倒动机和结果，混淆脱北者的性质，以此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脱北者并非同一个属性，而是由多种类型的群体组成。
“脱北者”就是“脱离北韩的人”。
这是一个具有浓厚韩国色彩的词汇。
韩国此前也称这些逃出朝鲜的人叫脱北难民、亡命者、归顺者、脱北住民、归顺北韩同胞，如此等等。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韩国官方开始制定针对脱北者的法律，脱北者一词也逐渐为多数媒体采纳，从而逐渐固定下来。
但无论韩国怎么称呼这个群体，脱北者的第一属性是非法越境者，这一点毋庸置疑。
因为他们并未持中朝政府认可的有效证件通过海关合法进入中国。
其次，从进入中国的目的来看，早期的脱北者主要是为了生存。
因为90年代中期，朝鲜连续几年遭遇自然灾害，再加上国际环境恶化，国内出现严重饥荒，迫使很多朝鲜民众越境到接壤的中国和俄罗斯自寻生路。
其中，有些脱北者在韩国人权团体的协助下移居韩国。
在此后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朝鲜人选择了越境，而且影响越来越大。
脱北者越境的目的也从单纯的谋生发展到了改善生活质量和对国外生活的向往。
因为在此期间，韩国国内制定了有关支援脱北者定居韩国的法律，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向脱北者打开了大门。
特别是受朝鲜劳动党分管国际事务的书记黄长烨1997年流亡韩国的影响，韩国宗教、人权团体加紧在中国和朝鲜活动，怂恿和策划朝鲜人出逃，实际上就是组织偷渡，致使脱北者人数急剧增加。
随着移居韩国的脱北者人数的增加，导致一个新的脱北者群体的出现，即“家庭团聚型脱北者”。
韩国人权宗教团体日前也主张，此次面临遣返危机的30多名脱北者中有一半以上已经有脱北亲人生活在韩国。
由此看来，真正的朝鲜“持不同政见者”，或是为了追求政治自由而自愿流亡的脱北者极少。
根据《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规定，也只有这部分人才有资格享受难民待遇。
由此可见，从脱北者问题的性质来看，其本来应是直接相关的主权国家——中国和朝鲜——之间的问题。
中朝之间也签署了相关协议，所以中国政府有权，也有义务打击脱北者的违法行为。
否则，数万名在华脱北者将无法管理。
尤其是，非法入境的朝鲜公民私闯外国使领馆等扰乱了社会秩序，中国需要根据中朝相关协议予以遣返，第三方强行介入只会使问题的解决复杂化。
但中国考虑到朝鲜半岛的分裂现实和朝韩同属一个民族的特殊情况，最大限度地考虑韩国立场，所以中韩也在此问题上达成了政府间默契。
同时，中国也考虑了脱北者的个人意愿和脱离朝鲜的特殊动机，不仅默许了数万名脱北者在中国谋生，也允许他们像难民一样选择前往第三国。
也正因如此，才会有两万多名脱北者能够移居到韩国。
韩国外交部官员日前就表示，目前在韩国国内的绝大部分脱北者都是通过中韩双边磋商的方式进入韩国的。
韩国宗教、人权团体关注朝鲜人权问题可以理解，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但这些团体在中国策划朝鲜人出逃，其真正目的显然不完全是人权，而是朝鲜政权。
时值韩国国会选举，部分韩国政客为获得保守票源，也纷纷通过静坐、发表声明等方式在脱北者问题上表示支持。
人权团体认为，只有将脱北者问题炒大，才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进而对中国、韩国和朝鲜三方都构成压力，迫使中国转变态度。
如果此举能促成脱北者大量出逃，不仅会动摇朝鲜体制，也会成为一支新的反朝力量。
而一个脱北者出逃成功，就会带动一个家庭出逃。
特别是在金正恩继任政权的情况下，这种动摇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但韩国政府内部在脱北者问题上的认识似乎并不完全一致。
虽然韩国政府支持脱北者移居韩国，但并不希望人权团体主动策划脱北者出逃。
因为人权团体策划朝鲜人出逃引起国际摩擦，而脱北者人数的急剧增加也向韩国政府的脱北者政策提出了挑战。
韩国政府需要投入巨额预算用于建设培训实施，补贴脱北者安家和就业。
脱北者大量进入，既难以融入韩国社会，难以就业，同时还导致犯罪率增加等各种问题的发生。
韩国政府也担心公开炒作脱北者问题不仅会使朝鲜更加敏感，边境控制更加严格，对被遣返脱北者的处罚加重，而且也增加了中国处理脱北者问题的难度。
但韩国政府又不能无视人权团体的主张，更不敢公开拒绝他们的要求，否则就会被戴上亲朝、反民族的帽子，毕竟脱北者也是同一个民族。
从实际操作层面上看，脱北者问题牵涉中、韩、朝三方，涉及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解决起来自然十分复杂。
如果单纯站在韩国的立场上，出于政治动机解决脱北者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更加复杂，也会害了脱北者本人。
脱北者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
如果朝鲜经济境况改善，绝大部分脱北者就不会选择背井离乡。
此前也有调查显示，一些脱北者称，只要朝鲜经济条件好转，愿意重回故里。
因此，解决脱北者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在区别对待脱北者的不同群体的同时，帮助朝鲜消除外部安全恐惧，转而将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逐步解决民众的衣食住行问题。
（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不代表朝鲜日报中文网观点）


詹德斌 作者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博士，在中韩两国的主要报纸、杂志和学术刊物上撰文数百篇，是一位深谙韩半岛问题的“韩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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