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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驻东京特派记者时见到的一位日本大企业高管说，最害怕去韩国出差。
他说：“我的前任为了和韩国的合作企业搞好关系，喝酒喝到凌晨，“炸弹酒”（将小杯放在大杯里，两种酒一起喝）也喝了不少，后来他实在顶不住就辞职了。
在日本人都说我的酒量很好，但每次去首尔都为了思考如何才能逃掉酒席而彻夜难眠。
”曾任驻首尔特派记者的一位日本报社女记者在评论中写道：“在韩国有一种叫炸弹酒的很危险的酒。
我喝了10杯后当时就不省人事。
很可怕。
（在韩国）要喝炸弹酒的义务感已经渗入到职员的潜意识。
”韩国“炸弹酒”最先被日本媒体报道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但对日本公司职员和驻韩国的职员来说，“炸弹酒”依旧是“最为可怕的对象”。
韩日恢复邦交的1965年到1997年，许多日本企业进军韩国，但派驻人员中没有一名女性。
据悉，其最大原因是无法忍受疯狂的韩国饮酒文化。
在法国和留学的韩国人结婚后随丈夫来到首尔的法国女性A某说：“有一天丈夫喝醉酒后爬回了家。
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形，既害怕又羞愧，一周都没有外出。
”怀揣着“韩国梦”嫁到韩国的外国新娘不堪丈夫酗酒殴打而回国的事例频繁发生，给韩国的国家形象造成致命打击。
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她们的国家，韩国已被刻上“丈夫每天喝酒打妻子的国家”的烙印。
本报采访组在过去的半个月里为了分析韩国扭曲的饮酒文化，以系列报道的形式连载了《劝酒的社会，助长犯罪的韩国》。
在此期间通过读者的声音证实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公权力对酗酒者袖手旁观的国家只有韩国。
正如一位读者所指出的那样，“以酒建立人际关系，以酒工作的卑劣的饮酒文化”也是韩国特有的奇怪现象。
但代表韩国形象的一位人士对外国人骄傲地说“我最擅长制作炸弹酒”，而且千杯不倒也依然被视为领导人应有的美德。
正因为领导层的这种意识，在韩国公共场所醉酒的人比比皆是，但没人会因此感到羞愧，也不认为这是一种犯罪。
韩国现行法律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宁，对54种行为予以禁止，但没有一项是与“酒”有关。
在国外，很多国家将他人能够识别出的酒后步行视为犯罪。
韩国也应该用法律禁止酒后在公共场所乱逛。
而且还应取消只因喝酒而轻罚的法院的判决惯例。
大法院量刑委员会以“一名酗酒汉强奸女童事件”为契机，仅限性犯罪将醉酒状态排除在减刑考虑因素之外，但在其他犯罪中依然对酒后行为予以减刑。
因此，一些律师甚至让委托人谎称喝酒。
几天前，首尔法院对酒后殴打出租车司机的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时称：“不能把在农耕社会形成的饮酒文化带到脱农耕社会，要遵守符合脱农耕社会的饮酒文化和规范。
”这句话说得非常正确，但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改善饮酒文化的活动雷声大雨点小。
归根结底，只能在执法现场严格执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