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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最近就二战时期日本强征“性奴（日军慰安妇）”问题表示：“没有资料证明她们是被强行抓走的。
”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松原仁表示：“应该讨论是否废除1993年的‘河野谈话’。
”“河野谈话”承认“慰安所是应日军要求设置的，日军直接、间接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和慰安妇的移送”。
日军当时将被自己侵略的韩国、中国大陆、台湾、菲律宾女性强行抓到战场上，把她们视为发泄性欲的工具。
关于这个问题，受害者们一直要求日本道歉，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日方的态度。
证明日军罪行的证人中还包括当时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结果被日军抓走强迫她们做性奴的荷兰女性。
她们70年前在村子田野上被强行带走并受骗的那个瞬间，至今仍历历在目。
将近九十岁高龄的她们中有很多人都在坚持，为的就是等待日本承认罪行并道歉、反省，否则将会是死不瞑目。
因此可以说，日本将被侵略国女性视为性玩物的反人伦罪行不是历史问题、过去的问题，而是现在的问题。
日本20世纪40年代犯下的罪行，直到50年后的1993年才通过“河野谈话”模糊地承认。
最近，身为国家领导者的政客又在20多年后提出要废除“河野谈话”，推翻自己过去承认的事实，而那些过去主导侵略、后来又美化这种行为的集团也在一旁推波助澜。
实际上，就连“河野谈话”也不是日本主动反省自己罪行的结果。
这是因为前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尹贞玉等韩国研究人员在韩国以及日军的其他犯罪现场东南亚各国到处奔波搜集犯罪证据，点燃世界舆论，日本才被迫这样做的。
尹贞玉是基督教牧师之女，20世纪40年代曾因被逼做日军慰安妇而躲到小山村。
另外，虽然只是少数，但一些有良知的日本研究者也为此做出了贡献，这让日本政府无法再装作若无其事。
但是，日本发表“河野谈话”后，日本历届政权依然拒绝对性奴问题进行道歉和反省，并且以各种借口回避责任。
因此，世界女性研究者、社会活动家和市民组织成员于2000年聚集到东京，设立了审判日军强征性奴行为的“侵犯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
1993年曾担任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加布里埃尔•麦克唐娜等国际法专家也参与了审判。
法庭审理后表示：“日本违反了自己批准的《人身买卖禁止条约》和《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裕仁天皇也知道设置和经营慰安所等事实。
”同时宣布其有罪。
实际上，1946年为处罚二战中犯下反人伦战争罪行的日本人进行的东京国际战犯审判中，已经提出了日军强征性奴的犯罪记录。
荷兰当时提交了日本军人的证词资料，内容是“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后运营了海军慰安所，日本特别警察队在大街上到处抓妇女，把她们强行带到慰安所”。
参与审判的中国也表示“日军在中国桂林地区打着招集女工的幌子拐骗妇女，强迫她们在军队做那些丑恶的事情。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1992年公开了一份题为《军队慰安所从业妇女征集相关案》的文件。
这份文件是日本陆军1938年制定的，内容包括“日军征集慰安妇时采用了类似绑架的方法”。
此后陆续有日本人证明这一事实。
1942年开始的三年里在山口县劳务报国会担任动员部长的吉田清治说：“陆军发布了名为《为圣战大义灭亲措施》的绝密通牒，征集朝鲜妇女做慰安妇。
我于1943年5月17日从下关出发抵达济州岛，开始‘寻找处女’。
”他说：“有关慰安妇的事情都被列为军事机密。
”在世界融为一体的当今时代，日本强征性奴的罪行已经被公认为现代史上最丑恶的历史事实。
美国众议院和欧洲议会2007年谴责称：“日本正式征集年轻女性作为日军性奴。
”荷兰国会通过了呼吁“日本对日军参与强制性交易的事实负全部责任”的决议。
至今为止，联合国先后就性奴罪行追究日本责任发表了10多次报告。
负责日本强征性奴罪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分别于1996年和2003年向女性暴力问题特别报告官提交了报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官麦克杜格尔1998年提出了敦促日本道歉的报告。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1994年以后四次就性奴问题向日本问责，禁止酷刑委员会和市民政治权利委员会也分别于2007年和2008年要求日本承认强征性奴的责任并道歉。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如果有信心抗衡一直证明、记录、追究、审判日本罪行的整个世界，不妨出席今年的联合国大会，当场发表“二战时期不存在日军性奴”的演说。
他应该在现场亲自体验是会获得雷鸣般的掌声还是满场嘘声，然后如实把结果告诉日本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