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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后的1978年12月的某一天，中国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名户主聚集在远离村庄的草房里，举行了秘密会议。
会议的内容是背着上级机关，把人民公社的公有土地分给每户进行耕作。
发起者是该村的村干部。
与会者签署誓约，承诺死守秘密，如果事情暴露，村干部成为反革命分子被处决，其余社员要负责照顾其家属的生活。
如此悲壮的会议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
其效果可以用辉煌来形容。
小岗村1979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前一年的5倍。
随着1980年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小岗村的经验予以肯定评价，承包制在全中国的农村迅速得到推广。
与此同时，建国30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粮食短缺问题一举得到解决。
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因为制度的不同会产生天壤之别的结果，因此中国称之为“改革的红利”。
过去30多年间引领中国经济高度增长的两大支柱是“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
市场经济作为新的制度，极大地鼓舞了个人的热情，充足的生产年龄人口为初期市场经济提供了必要的廉价劳动力。
改革开放期把重点放在“改革红利”上的就是任期到21世纪初期的中国前总理朱?基。
他通过推行国营企业的兼并整理和精简裁员，将数千万依靠“铁饭碗”生存的国企职员推向市场，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契机，打开了出口经济的大门。
今年中国新一届政府执政以后，“改革红利”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引领中国经济的两个红利已经消耗殆尽。
由于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红利”已经成为人口负担。
能源、通讯、金融等“黄金”产业也被国企垄断并不断扩张，成为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障碍。
雪上加霜的是，之前每年超过8%的经济增长率也从去年开始明显放缓。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们期待习近平领导的新一届政府，通过大胆的改革，找回“改革的红利”。
李克强总理也表示，“人口红利时代”已经结束，但“改革红利”犹在。
中国政府也推出取消或下放政府审批权的改革政策。
但也有不少人怀疑，权力基础还没得到充分巩固的新一届政府能否克服党的元老和高官等既得利益阶层的阻力，正常推进改革。
讨论“改革红利”并非只是中国的事情。
韩国经济也同样面临着仅靠政府扶持很难复苏、增长动力枯竭的局面。
韩国可能步日本低增长后尘的担忧也日益增大。
应该在韩国经济的方方面面挖掘“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