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随着暴力恐怖主义在中国境内的活跃和猖獗,为了保障公共安全,政府不得不加大反恐力度。而反恐的结果是,人们生活中的“麻烦”难免越来越多。坐地铁会有更严格的安检,乘飞机需要更早到机场接受苛刻的安检,通过邮局发送信件将受到严密的检查,头顶和身边的摄像头将越来越多,进出公共场所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在北京坐地铁和飞机人已经感受到了各种麻烦,想到天安门广场去玩,会受到极其严格的安检。
其实,中国不过是在做当年美国反恐时做过的事。美国经历911恐怖袭击之后,也迅速加强了反恐力度,当时的报道称,美国如临大敌,到处都是检查可疑物品的警察。在纽约,要想从自由女神塑像的“体内”顺狭窄的梯子攀爬到她的帽冠,俯瞰曼哈顿的美景,就必须提前两个月预约。严格的安保措施给民众带来了诸多不便,坐飞机的乘客得提前动身排长队接受严格安检,凡是通过邮局投递的各类信件和包裹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才能到达收件人的手中。
美国人对此是什么态度呢?美国《华盛顿邮报》当时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恐怖主义的袭击让美国人同仇敌忾,自由权观念极强的美国民众愿意牺牲一些公民权利,以协助当局尽早捉拿恐怖袭击的幕后主脑。在那项共有1,215名美国人参加的调查中,69%至95%的受访者同意赋予警方更大的权利,包括窃听电话及监察电子邮件,公民隐私权向反恐作了极大的让步。
中国政府也在高压反恐,无疑,反恐会极大地抬高公众的日常生活成本,带来无数的“麻烦”,中国人会比美国人更支持政府反恐吗?我觉得会更支持。
虽然中国并没有经受像911那样让美国人刻骨铭心、噩梦一般、毕生难忘的恐怖袭击,但从昆明暴力恐怖开始,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也对国人的安全观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过去虽也有零星暴恐袭击事件发生,但人们并没当回事,而是觉得恐怖袭击离中国很远。这种“风景这边独好”的自闭观念也与中国宣传部门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宣传部门热衷于掩盖矛盾和歌功颂德,永远的“形势一片大好”,永远的“和平崛起”,永远的“世界看好中国”,很多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被遮掩。这种封闭的宣传体系给公众传递了错误的认知,觉得恐怖分子和暴力恐怖袭击离中国很远很远,那是别的国家的事,只有阿富汗才会发生,只有受到别国仇恨的美国才会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可接连发生的暴恐事件打破了人们的这种安全幻觉,将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摆到了国人眼前,无法回避,人们开始正视恐怖分子在中国的存在及其后的问题,并意识到也许恐怖袭击正处于一种活跃期,公共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当安全幻觉被打破时,频繁暴恐事件的冲击下,出于寻求安全庇护的本能,必然会强力支持政府的反恐行为。这种本能与一向觉得很安全的美国人突然遭遇911袭击时是一样的。
由于腐败的存在,很多时候国民对公权力并没有多少好感,政府的行动在网络上常常受到激烈的批评,尤其当一种政府行为给公众带来麻烦时,网络上的批评声就更大了。可政府反恐给公众带来的“麻烦”,在网上并没有受到批评,人们前所未有地支持政府强化反恐的举措,这是民众频繁受暴恐袭击后的本能反应。
中国人会比美国人更支持政府反恐,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的国家主义意识更强烈,自由权利的观念会弱一些。相比对自由的追求,国人更看重安全和秩序。私权意识极强的美国人都对警察扩权大开绿灯,中国人就更不用说了。
韩国人对反恐的态度似乎并不积极,早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之前,考虑到防止发生恐怖事件,影响世界杯的成功举行,韩国政府第一次提出反恐立法,但由于国家人权委员会和市民团体担心情报机关过于臃肿庞大,加之其条款有侵害人权的嫌疑,遂表示强烈反对,因而未能成功。之后韩国政府分别于2003年向伊拉克派兵、2004年6月金善日在伊拉克被害时,又进行了两次立法努力,但都因法案本身存在诸多问题而未获国会批准。韩国人担心政府借此扩权侵犯民众权利。相比之下,如果中国提起类似的反恐立法,一定会获得高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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