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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韩国以及出席巴西金砖五国峰会时都强调了人民币“国际化”，同时还积极推进成立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开发银行(NDB)、应急储备基金(CRA)等新的经济机构。“新丝绸之路”构想也是要以中国为核心通过陆路和水路连通欧亚大陆。对于中国资本席卷美国和欧洲房地产和企业的现象，各国忧心忡忡。中国的“示威”似乎已经达到巅峰。中国攻势是意味着经济增长所积累的力量自然散发的过程中世界重心正在发生转移，还是体现了旨在实现习近平“中国梦”的极端国家主义？为制定韩国经济的未来战略并摸索东亚地区新的合作模式，一定要了解并克服这个问题。

了解中国力量的真面目

中国之所以像灰姑娘一样创造了经济增长神话，是因为主导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跨国企业和知识产业迅猛发展、金融资本大幅增加。网络革命和运费下降等技术领域的进步使世界经济加速融合。有人认为中国实现飞速增长是改革开放政策取得成功的结果。但这种看法过于简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为与世界经济接轨而积极引入各种制度，但没有针对国内的官僚主导型经济结构进行改革。这是经济大国中国的薄弱环节。中国对外贸易的70%依靠外资企业，出口额中有一半来自加工贸易。现在让我们感到畏惧的“不断涌现”的中国高端商品大都是跨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韩国企业收益因中国产低价手机而大幅下降，但这不是因为中国的威胁，而是韩企没能开发出主导商品周期和消费生态系统创新的新方式。

居世界之首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也不是“力量”，而是“负担和风险”。中国外汇市场仍受政府的控制，而且民间部门的外汇持有额也受到限制，因此，流入中国的外汇中有80%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就日本而言，整体外汇流入规模和中国相近，但政府外汇储备只占其中的四分之一，约1万亿美元。因此，中国面临外汇风险和过度持有美国国债的有价证券风险。中国虽然积极利用雄厚的资本购买资源和西方资产，但持有的美元资产过多使中国被美国的经济政策抓住了软肋。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水平以及汇率的稳定性和人民币投资机会等方面仍然存在局限性，因此现在推进中国货币国际化为时尚早。而且，中国政府在经济政策上表现出的国家主义倾向也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障碍。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是旨在弥补亚洲开发银行(AD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缺陷的新尝试，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外界看来，中国的目的不是“弥补”，而是表达“反感”。例如，明年正式成立的新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首任行长是印度人，采用分工合作的工作处理方式，因此让人感觉不是要改善世界经济秩序，而是要炫耀中国的力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和中国政府推进的“新丝绸之路”构想联系在一起，核心宗旨发生抵消作用。经过中东等纷争地区沿线国家的陆上通道以及经过南海、马六甲海峡、红海的海上通道会伴随很多风险因素。要想消除这些风险，保障上述项目的经济效益，世界局势必须比现在更加稳定，世界经济也要充满活力。

处于过渡期的中国带来的机遇

韩国应摆脱过度看重“中国力量”的强迫感，抓住目前仍在不断进化的中国国家结构和经济提供的机遇。中国贫富差距大，企业垄断现象严重，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巨大资本形成了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而且官僚集团仍然在社会所有领域发挥影响力，未能彻底清算历史遗产。中国经济看起来像市场经济模式，但要想真正形成市场规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总人口中仍有50%是农村人口，中国城镇化、人口移动和环境问题的解决过程以及社会发展使低收入层购买力增大为中国经济超越单纯的量的膨胀，进入质的发展期提供了空间。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并非只有美国、德国、日本的高端技术能获得机遇。拥有价格竞争力和标准化技术的韩国企业才是中国内陆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最合适的伙伴。

中国是一个大国，需要建立“超越竞争和追求利润的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和印度两国总人口将超过30亿。拥有50多亿人口的亚洲和非洲地区大多数国家都在推进产业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动向将成为预测人类未来的重要标杆。当今中国经济需要克服依靠外资的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和严重的阶层差距，建立所有人口能共生的新消费和公共经济模式。中国领导层和学界不要对半生不熟的“世界秩序重组论”和体现极端国家主义的“力量示威”过于执着，应竭尽全力确立新的发展模式。

韩朝和中国应开创新共生模式

韩国社会一直存在“在技术领域遭到中国追击的夹心饼干经济论”、“在美 中之间看眼色行事的外交”、“中国掌握解决朝核问题的主导权”等有关中国的悲观主张。韩国没有必要歪曲中国力量的真面目，也没有必要因为这种力量产生的影响而战战兢兢。韩国应做好准备应对中国为实现真正的社会发展而进行的第二次体制转换，以最合适的合作伙伴促进韩国经济结构改革。韩国不要因中国崛起导致的竞争力丧失和产业空洞化而畏手畏脚，应该通过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良性循环战略建立韩国自己的价值链(value chain)，努力创造有助于中国转型的新市场经济模式。韩中关系不能用零和博弈(zero-sum game)来解释。同时也不能把所有关注焦点集中在眼前的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问题上，将韩中关系视为等价交换的谈判问题。在中国转型过程中，韩朝和中国应该将目光放远，共同开创新的共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