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还是集中民主化时期,我们将自己绑成一体,需要一个站在前面引导我们的强有力领导。虽然犯过错误,但我们成就的成果足以掩盖这些错误。乱世出英雄,国民渴望英雄。那个英雄希望独揽大权,而国民情愿或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点。就这样,我们一路走到了这里。大体上来看,算是一段成功的岁月。
然而似乎就只能走到这里了。总统中心的统治体制开始发出了动摇的声音。执政党和在野党不是朝一个方向行驶的两个车轮,变成了在每件事上都唱反调的“冤家”。其中心当然是“总统”这个漩涡。执政党是总统和党之间斗争的混战,在野党正在走向亲劳和非劳之间“你死我活”式的破罐子破摔。这场斗争的背景,是权力的顶点——“总统宝座”。
但在过去,有英雄,或者说有扮作英雄的“溪龙男”(在小溪里成为龙的男人,即“凤凰男”)们。权力以这个英雄为中心聚集生成。将其捆绑在一起的还有“金钱”。然而现在,这种时代正在过去。被称为“潜龙”的类似的龙们割据的时代正在到来。因为现在不像以前一样有“金钱”存在,如果不小心卷了进去就会倾家荡产,所以“工薪族政客”越来越多。虽然经历过从前英雄时代的人们最近责难说:“这个世道,阿猫阿狗都想当总统……”但实际上心里都想着:“我怎么不能当?”这就是今天的世道。如果世道变成了这样,政治也应该改变,统治体制也应该包容这一变化。因此,我们现在应该考虑将斗争的原因——“一个总统”,分为“多个总统”,从而缓和政治斗争的尖锐程度。
现在大韩民国正在脱离一两个英雄站出来,或两大阵营举起单一的旗帜大喊“跟我来”的时代。我们只有走向协治。在社会欲求变得多样化,不满和不平细分化的时代,需要公正和共存的精神。为此,比起领导人的决断力和推进力,更需要的是协调力和融合力。而贯穿了这一切的,就是集团知性。这种概念不是被领导人的能力所左右,而是依存于集团和共同体的理性。这从国民的层面来说,是共同体的责任;从政治圈的层面上来说,是党派之间的合作责任。
现在对我们而言,比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妥协精神。每一件事都只是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些主张在百家争鸣的情况下,我们无论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接受妥协和调整。如果说现在蔓延于政治圈的混乱,相当部分是由于没有妥协和让步的单行道方式和沟通不足,这一点在内阁制中可以调整得更为顺利。因为这并非现在这种只有可否或者左右阵营的情况,而是复数的少数意见发挥中间人的作用,可以带来妥协的名分和余地。一直以来政商勾结侵蚀着韩国政治,而内阁制的另一个加分面是可以期待减少相当部分的这种弊端。这是因为没有了5-8年的长期执政,可以切实减少对短期执政投资(?)的诱因。
最重要的是,从现实上来说,我们切实感受到的是能够防止国民成为某个政党和某个权力者5年人质的现象。回顾历代政权,执政第一年过头的欲望导致做事过头,第二年在为适应现实而左右摇摆中度过,第三年开始丧失动力,第四年被下一届人选比下去或者被遗忘——这种恶性循环的不断延续。国民只有等待5年后在投票场盖一个章,或者自己干闹心。与其如此,不如选择能干的人很多次,快点换掉无能的人——这就是作为“主人”值得去尝试的处事之道。
当然,内阁制也可能存在政治混乱导致国家陷入危机风险。而且从统一或战争等国家安全层面的应对来看,可能存在需要强有力领导的局面。但如果新宪法中写明针对国家紧急状态时的统治手段转换,就可以解决。我们在总统统治下已经生活了太久,该经历的缺点都经历过了。因为我们拥有这些经验,所以有充分的资格和妥当的理由去尝试许多发达国家正在成功运行的内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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