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严重的问题是发动机(经济)正在逐渐停止运转。 近来,全世界都在关注强势且打破常规的领导力的不断涌现。英国金融时报称,特朗普的冲击正式开启了“强势领导者”的时代。中国的习近平主席继毛泽东之后,正在凝聚最强的核心实力;日本的安倍亦构建了长期执政与修改宪法的基础。俄罗斯的普京更无需多提,德国的默克尔总理也表示明年将挑战第四个总理任期。正在席卷全球的新孤立主义、国粹主义的扩散,对新兴国家而言是不小的挑战。
这预示各国不再关心国际社会的共同繁荣,而是进入了各自谋生的时代;也意味着在这历史性的转折点上,我们必须要具备强势的领导力。 对外界依存度较高的韩国被评价为是,最经受不起特朗普经济学(特朗普经济政策)打击的国家之一。然而就在这样的当口,韩国面对的却是改革不知所踪,结构调整全面停摆,政策漂浮不定,以及国政崩溃的令人咋舌的现实。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最糟糕的消费心理,生产、投资、出口等各项经济指标下滑,利息上调的征兆不断敲响1300兆韩元(人民币7.91兆元)的家庭负债的警铃。与世界经济趋势背道而驰的,国会推进提高法人、所得税的可能性,令韩国经济陷入窒息的状态。我们不禁思考,在面临总统弹劾的情况下,若想从内忧外患中将国家拯救出来,国家领导者们面临的课题以及应具备的资质。
首先,需要有坚定的安保观,以及灵活的外交通商领导力。特朗普的外交、安保部门预计将对朝核问题,持实用且坚定的立场。近期签订的《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对于巩固韩美同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对过渡期政府的各部门而言,起到了很好的积极进行风险管理的示范作用。拥有灵活地应对国际秩序的急速重组,动荡不安的东北亚政势,放眼全球的眼界也是国家领导者们必备的品德。考虑到下一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即使废除了多方贸易协定,还会通过两国间的自由贸易,追求实际利益的立场,韩国还必须尽快就重新协商韩美FTA的要求,制定先发制人的通商外交战略。
其次,能够培养经济活力,具有推进力的领导力是关键。必须在这场政治漂流记中,建立起经济指挥塔。必须改变动辄召集大企业总裁出席青瓦台会议,或者反复地传唤企业家们接受国政监查、国政调查的现状,企业或者经济才有可能复苏。即便是在金融限制水平较低的美国,在推进限制放宽的局面下,因为遭到银行与产业分离限制的禁锢,网络银行的出现未能获得成功的国内金融现实令人感到遗憾。“民粹主义不仅没有闪现的效果,而且没有持久性,只会增加副作用”的事实,在MIT教授鲁迪·多恩布什研究之后就已经下了定论,这也在警告我们大选在即,绝对不能脱离经济的基本原则。随着第四轮产业革命时代的到来,通过结构改革改善经济体制,强化经济实力才是正道。
最后,具有品格与可信度,沟通与责任感的领导力是基础。在民主主义体制下,真正的领导力源自于以身作则以及自我牺牲的道德权威,改革的动力也来自于信任。正确的沟通势必是基于认可对方不同之处的谦逊与包容的姿态。《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汀曾留下一句名言:“偏见让我们无法容忍他人,傲慢让他人无法靠近我们。”粗鲁的言语或者激进的行为并不能造就强势的领导力,只会给人带去强烈的抗拒感。
大韩民国的未来正站在历史性的分叉口上。近期史上最大规模的烛光示威向世人展现了逐渐成熟的国民意识。然而仅靠烛光照亮的前路还是太过昏暗。“如果眼中没有国民,政府会因国民而灭亡;如果眼中只有国民,政府则会和国民一起灭亡”的警句值得我们重新咀嚼一番。必须将那些烛光中所蕴含的,渴望改变的市民精神,升华为国家系统的一次大改造。只能依靠强势且积极的国家领导力通过系统“复位”来实现。绝不能因为搭乘烛光民心这趟顺风车的,政界的党利党略以及个人的利害关系,错过了这个改善国家统治的逢凶化吉的契机。10月25日是朴槿惠进行第一次对国民道歉的日子,愿这一天不会成为象征大韩民国惨淡没落的日子。必须将全国民的愤怒转换为生产的动力,国家才能够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