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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尽管韩国房地产政策历经了23次修改，而且政府对政策效果反复自吹自擂，但普通国民感受到的住房困难和居住恐慌反而加重了。现政府执政以来，首尔的公寓价格上涨了52%，平均交易价格也首次超过了10亿韩元（人民币约587万元）。随着是否拥有住宅的资产差距日益加深，迎来秋季搬家季节的平民们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租房困难。突如其来的住宅拍卖市场的繁荣消息，用另一种说法就是中产阶级崩溃的声音。

在人类的历史上，居住生活从娘胎里就开始了，但“住房问题”的起点却是在近代以后。在产业化及城市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大部分都因为住房问题遭遇了严重困难，这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生长的生命线。与此相比，韩国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阶段，围绕住房问题的社会矛盾较少，属于例外的情况。除了1971年光州大园区事件之外，韩国几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城市暴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临住房困难的欧洲工人阶级梦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法国建筑家勒·柯布西耶提出了“要建筑，还是要革命”的话题，并带头推动了公寓的大量生产和大量供应。为响应勒·柯布西耶的居住哲学，朴正熙时代的韩国通过民间主导、政府支援的方式，走上了“公寓共和国”之路。这不仅对当代城市居民的居住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最终在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过程中成为阻止大韩民国左倾化的中产层防御墙。另外，卢泰愚政府的200万户住宅建设在韩朝分裂的情况下，意义非同寻常（孙祯睦《首尔城市规划故事》）。

在高度成长期，大韩民国的住宅政策当然出现了副作用，而且还有反效果。但今天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蔓延的“城市化=贫民化”公式，过去并不适用于韩国。在国际上，韩国的住宅价格也不是特别高。住宅价格与国民收入成正比。投机势力和多套房持有人也并非韩国的特产。从大框架上看，就韩国的情况来说，至少在卢武铉政府之前，从月租换成全租，从全租变成持有，从小房子换成大房子，从廉价小区搬到贵价小区的房地产梯子还在运行。

随着进步和左派政权上台，韩国的住宅政策陷入了理念的泥潭。由于在房地产问题上寻找所有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对住宅市场上层阶层憎恶的框架和惩罚手段层出不穷，结果住宅政策本身缩小称了“干掉江南富人”。房子不是用来“购买”，而是用来“居住”的田园牧歌式居住讨论迷惑了民心，“1户1套房的实际居住”这种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经济原理刺激了投票的民心。在此期间，这些反市场性住宅政策的主角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悄悄变成了新既得权的“江南左派”。

卢武铉式房地产政策第二季的最大受害者就是未来一代。对文在寅政府的住宅政策最不满的一代也是30代，最近购买住宅最活跃的一代也是30代。他们以所谓“连灵魂也攒起来”的方式进行“恐慌购买”，是因为他们深知拥有住宅的价值和效用。一位普通市民从“自由”和“安心”中找到了自己39岁好不容易置办一栋位于首尔恩平区的别墅的动机。他说，有了自己的房子后，对小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姜秉珍《人生首套房购房漂流记》）。虽然不清楚，但他看待自己和世界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

“自己的房子”作为主体个人的出发点，是人的本能和权利。家产不仅是自由民主主义的物质基础，也是韩朝对决中守护体制优势的可靠担保。没有比让希望拥有房子的人拥有房子更好的住房政策了。面向居住弱势群体的福利设计应该“短平快”地集中于适当的时机和地点，但要重新树立让普通国民能够预测到居住自立的房地产梯子。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收回反企业、反市场的政策，增强整体经济活力才是上策。

现在韩国的住宅政策很像“印第安人的祈雨祭”。如果不是修改了23次，而是230次、2300次，改变的政策也许会取得成果。如果一直坚持祈雨祭直到下雨，总有一天会下雨。但那时人们可能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举行祈雨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