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在过去20多年里向阿富汗提供的援助金额远远超过1000万亿韩元(人民币约5.5万亿元)。也就是说,投入了大量资金,这笔钱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文件上写的30万军队实际上只有5万,总统用4辆汽车装满现金逃往国外的报道让人无语。阿富汗事态是包括美国的误判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如果政治领导人具备最起码的能力或使命感,就不会有那么多援助资金,却还是让国民如此无力地陷入绝境。
国际援助并非“繁荣引水”,而是“往无底洞里倒水”,这并非只是阿富汗才有的情况。几十年来,大部分受援国仍然在贫困中挣扎。包括阿富汗在内的20多个国家,人均收入比1960年代还要低。据说,引发这种“援助悖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援助资金在发放到经济现场之前,被转移成为政府官员的个人财产。几年前,笔者从参与海外援助工作的公务员那里听到了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官员的无能、腐败和懈怠的抱怨。他说:“想到他们痛苦的本国国民,怎么遭遇这种事?时常会令人感到愤怒。”他还想过“所以肯定是活不下去的”。
看到阿富汗事态,我们来回顾一下韩国的情况。韩国发展的故事是载入世界援助史的极其例外的典范。从解放后到90年代后期,韩国也从国际社会得到了127亿美元的援助。在比阿富汗更悲惨的战争废墟上,以这一援助为踏板,韩国越过了发达国家的门槛。这是唯一一个从受援国变成援助国的国家。包括美国过去开始援助阿富汗和伊拉克重建的时期在内,在世界的援助现场经常能听到他们说“希望成为第二个韩国”。
虽然老套,但“奇迹”这一措辞并非夸张。笔者认为,这是勒紧裤腰带的国民、主导革新的企业以及引领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韩美同盟之路的政治领导人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在实现世界史上史无前例的压缩式增长的过程中,虽然有很多副作用,但在大的框架下,大韩民国的国力和国格一直都在向上走。
但不知从何时起,韩国社会上充斥着只强调发展过程的阴影,掩盖功绩,把一半国民说成是反民族、亲日既得利益者,甚至否认国家正统性的声音。如果是几个有偏误的个人,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这些人占据了使用税金的职务,让政府的核心势力和支持者共享这种认识,那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现政权的支持者们对充满争议的防疫政策、总统在国际会议上拍摄的一张照片都表示“踏实”和“自豪”,强行当“国吹”,却对真正的国吹故事不断“自我伤害”,这又该如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