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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带头让非正式员工转正的大型国有企业大幅缩减了对青年新员工的招聘。包括韩国电力在内，员工转正排名前十的国有企业今年新员工招聘的规模只有3960人。与过去3年年均7100人相比，下降了44%。韩国电力原本每年招聘1700名员工，今年新招聘1100人，缩水了三分之一以上。韩国机场公社和铁道公社分别下降了57%和46%。与新冠疫情无关的健康保险公团和企业银行也分别缩减了20-40%的招聘规模。被称为“神之职场”的国有企业的就业大门变窄后，青年们甚至自嘲说这种单位“神都进不去”。

发生这种事情，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文在寅“1号指示”推进的“非正式员工转正”政策的影响。文在寅在2017年5月就任两天后，作为第一个外部日程前往仁川机场，宣布会在任期内开启“公共部门非正式员工清零”时代。在总统带头的政府施压下，国有企业纷纷让非正式员工转正。仅10大国有企业就有4万9000多人转正。雇佣部以此作为政权业绩宣传称：“在20万5000名转正对象中，90%以上实现了转正。”但这不是免费的午餐，宣称帮助劳动弱者的政策夺走了另一群弱势青年的好工作。

据悉，国有企业因为劳动限制，不得不这么做。韩国的劳动相关法律作为全球最僵化劳动法而臭名远扬。只要被聘用为正式员工，实际上是不可能被解雇的。一旦被选中，无论工作做得好不好，都必须保障干到退休。出于政府的压力，国有企业正式员工大幅增加，所以只能减少新员工的招聘。民间企业也忌讳招聘新的青年员工。一项调查的结果显示，在销售额排名前500的企业中，68%的企业表示今年下半年没有制定招聘计划或不会招聘任何新员工。过度保护现有劳动者的劳动限制正在伤害刚进入就业市场的青年，这无异于劳动的“代际剥削”。

文在寅政府有望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减少青年就业的政权。文在寅政府上台的2017年，15至29岁的就业者人数为393万，但今年为381万人，减少了12万人。虽然人口结构出现了变化，但雇用现场却将此归咎于僵化的劳动限制。如果不修改法律制度，让企业能够便于雇用和灵活地调整结构，青年就业难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尽管如此，文在寅政府却完全没有对劳动市场灵活化问题采取任何动作。别说劳动改革，就连前政府好不容易实现的“公共部门引入绩效工资”和“放宽解雇低绩效者条件”的最低限度的措施也化为乌有。但为了创造相当于零花钱打工水平的“虚假工作岗位”，韩国政府却花费了数百万亿韩元的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