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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上个月在格拉斯哥气候会议上承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减少40%。他说：“这是比之前上调14个百分点的挑战性目标。”韩国政府正在准备年底内向联合国提交反映这一情况的国家减排自主贡献上调计划（NDC）。该计划在10月分别通过了碳中立委员会和国务会议的表决。虽然几乎不可能被采纳，但我想建议重新考虑或重新制定“上调计划”。巴黎气候协定中有“禁止倒退（no backsliding）”条款，一旦提交就不得反悔。

本次通过的《格拉斯哥协议》规定，各国在明年年底前再次上调并提交国家减排计划。因为此前各国的上调计划，根本无法实现“遏制1.5度上升”的目标。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规定，每5年上调一次目标。本次因新冠疫情推迟一年的格拉斯哥会议是一次“上调会议”。按照日程，在2025年重新上调即可，但改成了2022年多上调一次。也就是说，制定了事先没有计划的追加上调程序。如果真是如此，韩国可以考虑推迟提交计划的时间，或者调整为一年后追加上调的内容。

即使政府更迭，也要继承并遵守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最终，如果任期末期的文在寅政府提出计划，就会约束到下届政府和下下届政府。与其如此，让新上任的政府确定计划后负责履行计划才算合理。当然，国会去年8月通过了《碳中立法》，又在此基础上通过了碳中立委员会的表决程序，因此下届政府遵循这一点也是有道理的。但笔者怀疑，从碳中立委员会的讨论起就是走形式上的程序。国务总理金富谦9月15日在国会答辩中说：“文在寅总统表示，出于对国际社会最起码的信义，应该达到40%以上。”也就是说，总统考虑到国家的面子，将这一比例定在了40%。

此前，国会在去年8月通过了《碳中立法》，明确规定“减排35%以上”。与政府的宣言和计划相比，立法的意志更为坚定。其实，只是减排35%的目标也遥不可及。碳中立委员会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说“这是必经之路，因此不计代价”。政府的碳政策既要保护世界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利益，必须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如果只考虑名分就决定由国民负担，这不能称之为政策。现政权的人士嘴上说着崇高的目标，却在其他角落抛出“填海造机场”的大量排碳政策。

很难把“2030年降低40%”看作韩国应承担的公平责任（fair share）。在累计碳排放量方面，无论是整个国家还是人均碳排放量，韩国都没有进入世界前20（Carbon Brief）。尽管如此，减排负担居然要达到最高发达国家俱乐部G7的水平。如果将各国的目标与韩国比较，换算成“2018年标准”，美国应该是44.6%-46.9%。但美国撕毁了克林顿政府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特朗普也抛弃了奥巴马促成的巴黎协定，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肆意妄为。欧盟缩减39.8%，与韩国相似，但这是27国在整体数据里自己分配减排量的所谓“泡沫”方式，极大地保障了灵活性。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为38.6%。从文在寅政府自己制定的“从基准年度到2030年的年均减排率”来看，欧盟为1.98%，英国、美国为2.81%，日本为3.56%，而韩国为4.17%。韩国真的要承担相当于最发达国家水平或比他们更高的负担吗？

问题最终要追溯到文在寅身上。文在寅今年6月在英国康沃尔举行的G7峰会上，与澳大利亚、南非一起作为嘉宾应邀出席，这与G10峰会类似。当时，青瓦台以“一张照片看大韩民国地位”为由，在社交媒体上传了一张裁掉南非总统以凸显文在寅位置的首脑集体照。文在寅上月21日在“与国民的对话”中满意地表示：“（韩国在）在所有领域都被认可为TOP10。”总统对“TOP10”地位感慨万千之际，国民收到了“G7级”的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