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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在柏林签署了共177页的联合政权协议。这份合同包含了由奥拉夫·朔尔茨总理领导的联合政府今后5年推进的政策。身为驻北京记者的笔者关注了德国的对华政策。

“我们应该从合作、竞争、制度对决的角度来设计对华关系。在人权和国际法的基础上，寻求与中国进行可能的合作。按照公平规则与中国竞争。在欧盟（EU）的对华政策中，制定德国综合的对华战略，以便在与中国的制度性对决过程中实现我们的价值和利益。”

到处都是中国政府厌恶的措辞。“在中国政策上，我们追求与大西洋沿岸国家（美国）紧密合作、和拥有相同思想的国家合作。作为欧盟的对华政策之一，我们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机构，就新疆发生的人权压迫问题与中国沟通。香港应该被重新赋予‘一国两制’原则。推进扩大与重要价值伙伴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韩国的关系”。

默克尔执政16年，中国和德国的关系被比喻为柔软的天鹅绒手套。但在朔尔茨领导的德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中，由于重视自由民主主义和人权的语调浓重，仿佛果断地戴上了拳击手套。在对华关系方面，德国与韩国有很多相似之处。驻军的美国是友邦，而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汽车是德国的核心出口产业，德国大众集团仅去年就在中国销售了420万辆汽车。

德国新政府今后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需要我们继续观察。但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政界一致同意默克尔时代的对华政策并非正确答案。欧洲外交关系协会负责亚洲事务的局长安卡·奥尔特尔（音）表示：“习近平的中国不同于以前，就这一点来看，有必要重新评估对中国的战略性依赖，分散风险。虽然这不是对华政策方面的革命，但我们会进行重大调整。”

韩国与德国不同，没有欧盟作为后盾。虽然中国都是这两个国家的最大贸易国，但韩国贸易的对华依赖度达到25%，近乎德国的2.7倍。但现实情况就像在尿素水事件中暴露出来一样，我们不知道韩国到底依赖中国到何种程度。

很多外交专家认为“如何与中国建立关系”是下届政权的最大外交课题。在中国投资的韩国企业的命运也取决于此。但在大选政局中“中国问题”处于失踪状态。因此企业感到不安，周边国家也对此心存疑虑。如果李在明和尹锡悦要领导韩国，希望他们像德国新政府一样，对这一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做出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