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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日本学者一有空就来韩国挣演讲费。他在研究生涯中一直在赞扬朝鲜，否定韩国存在的价值。他在没有经过史料验证的情况下美化金日成，却不承认朝鲜有大量证据的恐怖袭击、绑架等的凶恶犯罪。韩国媒体将这样的人称为“日本的良心”。因为，他在韩日历史的矛盾中站在韩国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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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很多这种类型的人。他们是战后享受着日本的自由和富有，却拥护世界上最压迫、最贫穷的朝鲜的时尚左派。他们还蔑视追求自由和富有的韩国。在政治方面以社会党为中心，文化方面以岩波书店为中心建立了庞大的势力。如果他们掌握了权力，韩国就和现在不同了。日本国民并没有将这些人视为主流，被抛弃的这些人举着“反日”的旗帜，在韩国收获着养老钱。

中国是想把韩国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的国家。通常都是在讲述6.25战争时期的事情，但1970年也曾发生过袭击。在两国建交之前，中国向日本企业通报了所谓的“周恩来四项原则”，其内容是让在韩国进行合作和投资的日本企业停止交易。当时韩国和日本在重化学工业方面进行了合作。就是说，为了朝鲜，要在韩国壮大起来之前干掉韩国。就像韩中建交时韩国抛弃台湾一样，丰田、三菱、三井离开了韩国，丰田也向朝鲜靠拢。面对中国的威胁，一家日本企业阻止了这种趋势，这就是在作为重工业发展母体的综合钢厂建设方面给予合作的新日铁，挽救了陷入断绝危机的合作关系。

众所周知，邦交正常化时拿到的日本请求权资金被用于建造浦项制铁。当然，这是花掉理应收到的钱，可能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但这就是不清楚情况了。赔偿金和经济合作资金的用途是有严格规定的。因为钱不能消失在落后国家政治的下水道里，也不能变成枪和刀。浦项制铁的资金原本应该用于农林水产业。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拒绝了韩国。如果没有日本的同意，钢铁厂的建设将化为泡影，但日本政府同意了韩国的请求。

有一个名叫安冈正笃的保守主义者。他是说服了日本政府和新日铁，促成与韩国的合作的人物。虽然他是汉学家，却作为日本政治的幕后实权人物发挥了很大作用。他没有怀疑韩国的正统性，他认为韩国是与共产主义做斗争的堤坝。这一信念支配了自民党主流的韩国观。他们的努力对韩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李秉喆、朴泰俊等战后第一代企业家的自传中可以了解到。

在过去的殖民和被殖民国家中，没有像独立后的韩日这样建立了发展性关系的事例。但韩国的左派认为“得到战犯的帮助”，是贬低韩国的经济发展，他们把“战犯”的标签贴在孩子们使用的铅笔上。一直等着韩国灭亡的荒唐学者被推崇为“日本的良心”，没收对抗中国的日本企业的财产，向想再次搞死韩国的中国毫无保留地提供资金和技术。生活在美国的东北亚安全保障下，却在提到韩美日军事合作的时候说：“还不如与中国和朝鲜携手合作。”这些人生活在旧韩末期，而不是现代。因此，不断地混淆彼方和我方。

韩国的左派不断在破坏韩日关系。文在寅政权的竹枪歌可以说是低俗赛跑的终结者。同时，他们不建造新的城墙。他们不是因为鲁莽才这样做。从本质上来说，这样也不是针对日本，而是为了触碰脆弱的韩日关系，动摇支撑东北亚安全的韩美日三角轴心。对他们来说，反日是反美的消极表现，也是亲朝和亲中的积极表现。

前首相安倍晋三去世后，韩国媒体称他是“日本保守派的心脏”。但由安冈、岸信介、中曾根、小渊延续下来的日本保守势力看穿了他们的低劣的招式，用开阔的视野带动了韩日关系。安倍晋三未能像他的绰号那样摆脱“晋三”少爷的局限性，用和文在寅政权一样招数进行对决，拉低了保守的档次。从这一点来看，文在寅和安倍的时代就像是硬币的两面。

文在寅政权因选举而下台，安倍的时代也以令人惋惜的过程落幕。时代会在必然和偶然交汇时发生改变。尹锡悦政府开始解决他们继承下来的难题。两个国家都是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旦有人开始做事，什么都不做的人一定会进行阻挠。如果实现了某个目标，被推翻的人就会煽动人们重新推翻他们。一脚踢开，大步向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