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洲来说,中国是巨大的市场,也是投资伙伴。欧盟(EU)自1975年与中国建交后,加强了各种形式的政治和经济交流。尤其是作为最大贸易国的德国在“通过贸易改变中国”的原则下,一直谋求促进与中国之间的实用关系。但包括“一带一路”战略在内,中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膨胀开始加深欧洲的担忧。欧盟2019年发布的对华战略报告,开始将中国视为欧洲的“系统和经济上竞争者”。在今年6月的北约(NATO)峰会上,中国也被划入了“系统性挑战”。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和美中对抗格局的强化,加深了欧洲对中国的负面认知。
在今年4月1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祖拉·冯德莱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进行的首脑会谈上,欧洲集中提出了乌克兰事件和香港人权的问题,而中国则以欧盟应该站在独立于美国的立场上与中国合作,为全球增长做出贡献等抽象信息作为回应。双方缺乏契合点的争论,变成了“鸡同鸭讲”。在台湾问题方面,中国和欧盟也出现了对立。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欧洲政界和商界人士接连访问台湾,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持肯定立场,还一直强调欧洲与台湾在芯片等尖端产业供应链方面的合作。立陶宛在外交上承认台湾,中国宣布全面制裁立陶宛并与之断绝关系,但此举在欧洲内部的后续影响不容小觑。
欧洲与韩国关于中国的烦恼,具有相似性。中国共同要求双方以对美国具有辨识力的更独立的立场推进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欧洲和韩国优先考虑的是与同盟国美国的合作,参与全球供应链重组,但同时也不能忽视作为市场的中国以及中国在韩半岛和平方面的必要性。需要作出选择的状况不断遭遇两难境地,为了寻求双边及多边的解决方案而不得不碰头进行协商。以印度太平洋战略为媒介,欧洲及亚太四国(韩、日、澳、新西兰)的政治经济共同点也在不断扩大。
加强对欧外交,对韩国处理中国问题变得更加重要了。不仅要支持韩半岛和平稳定,在处理中国相关议题时还要与欧盟及欧洲主要国家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步调一致,降低不可避免的选择造成的代价。访问欧盟的特使团和总统出席北约峰会,是对欧外交方面史无前例的有利机会,但为了保持这一势头,需要采取更加周密的后续措施。对韩国外交的价值、原则及同盟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在与欧洲的合作过程中可以参考的空间很大。值得关注的是欧洲的外交话术。欧洲虽然在国际规范、法治和人权等重要性的问题上坚持明确的原则,但在包括印太战略在内的主要地缘政治议题上并没有明确指责中国,而是采用了保留介入和对话空间的外交措辞。长期的历史平衡感和谨慎,仍然是欧洲的外交品德。
但欧洲的对华外交还是出现了新的形态和本质的改变。中国梦遭遇了新的现实。国际政治主体之间的合作和牵制的核心轴开始移动,可视外交和不可视外交并行的难度进一步提高。在国际秩序大潮流发生改变的动荡时刻,加入共享苦恼与价值的更为牢固的船队会更为有利。这就是韩国需要包括欧洲在内的跨同盟外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