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儒生们叫人寒心。因为对他们来说,那就是整个世界。陪同金弘集出使的朴祥植是乡村儒生。他写的出使记《东渡日史》中记录了朝鲜儒生被庞大的近代文明所压倒的眩晕症。他这样描述在东京坐火车的体验:“飞鸟似乎被烟气缠住了,无法飞过,落在车的后方……耳边的雷声久久不散,即使是能阻挡风的神仙也不会比这个更厉害了。”可以让他的身心获得安宁的栖息处就是东京的孔庙了,但在那里他受到了更大的打击,不禁叹息,因为孔庙变成了近代师范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市场上用玻璃盖着的书有千万册,洋书反而更多,所有学生都变成了蛮夷”。
虽然没能摆脱时代的局限,但至少他们是真诚的。两年后发生了壬午军乱,朝鲜被置于中国军官袁世凯的统治之下。虽然人们普遍认为他急于打断朝鲜的脊梁骨,但事实并非如此。朝鲜的文臣兼接待官金昌熙不断向袁世凯等派遣到朝鲜的中国统治者询问朝鲜的生存之道。袁世凯认真给予了回答。他列举了朝鲜的五种物产,说如果管好这五种东西,朝鲜就能富裕起来。他建议说用桑树开辟疆土,可以养活三四千精锐部队;如果充分利用险峻的山势,就能压制日本的侵略野心。还有中国的知识分子专门撰写了朝鲜的生存战略书并传到朝鲜。所有人都要求朝鲜“自强”,但朝鲜却没能做到。
如果将韩国目前的状况比喻成朝鲜末期,就会有人说“现在国力不同于当时”。就是说,这是不符合现实的老套比较。笔者也同意这一点。但我们必须思考的是韩国精英的智力到底发展了多少。读一读朝鲜末期的外交争论,虽然对时代有错误的认知,但他们知性、诚恳又满怀激情。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曾简单地解释过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他说:“如果日本输了,就派人出国留学。”输给美国就派人才去美国,输给英国就派人才去英国。因此日本了解了国际局势,明白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坐标在哪里。笔者认为,如果朝鲜能够像日本一样大量派遣当代知识分子奔赴世界,就能够摆脱中国的磁场并生存下去。
韩国是外交关乎生死的国家,因为身处要塞,所以历史上经常爆发外交争论。有拯救国家的争论,也有害死国家的争论。但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像这次这样的低劣争论。如果政治的智力没有跌入谷底,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的。国家不是只靠金钱来维持的,支撑国家的是名为“民度”的社会成员水平,尤其指精英的智力。如果对这样的政治和国会听之任之,就算没有别人插手,国家也只会自行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