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日报 中文网

“中国19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自由主义不断普及，但1989年天安门事件受到政府镇压后，民族主义崛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以儒教为核心的保守主义。不仅是个人和国家，还被作为经营世界的原理，再次受到重视。”

一直致力于以中国近现代思想和知识的动向为中心，来理解当今中国和东亚的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HK研究教授赵庆兰（音，55岁），出版了《国家、儒学、知识分子》，对现在领导中国的两大理念——文化保守主义和中华民族主义进行了集中分析。

辛亥革命以后，孙文等中国领导人以建设现代国家为主体，树立了不仅是汉族，还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主义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此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发挥了团结国民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中国正在追求中国领导天下的天下主义和树立新朝贡册封体制。这种思想，将曾经长期从属于中华秩序的韩国和越南等国，当做中国内部或周边的存在。

然而赵庆兰教授的疑问是，进入近代后，国家平等成为常识，不同于传统时代，在美国和欧洲等其他强国林立的情况下，中国的这种构想对邻国是否具有说服力？虽然打出了天下主义，但实际上却很难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给予答复。赵庆兰教授还认为，中华民族主义的本质体现于和内部少数民族的关系。没有与西藏等地的共生，就无法消除对中华民族主义成为另一种帝国主义的担忧。

目前，中国儒教风头正劲。不仅是被称为大陆新儒家的儒学研究者，信奉社会主义理念的新左派知识分子，甚至一些自由主义者也争相强调儒教的积极作用。中国的传统和儒教的基本价值，不仅是“文明中国”的基础，还是替代西洋现代文明的“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赵庆兰教授称之为“儒教的召唤”。随着中国国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形成广泛共识，认为为团结国民，需要新的理念来代替社会主义理念，从而重新召唤出了长期受到激烈批判的对象——儒教。

赵庆兰认为，为了让儒教成为超越现代的理念性解决方案，需要形成拉动资本和国家的“批判儒学”、“市民儒学”。这从理论上虽然可行，但想实现这一点，需要让在春秋战国时代小共同体基础上形成的儒教，实现迎合现代的彻底解体和再构成。不支持中国国民的人权和自由，却向其他国家提示体制方案的想法是可笑的。

赵庆兰教授说：“中国希望将孔子、毛泽东、邓小平的遗产打包后提出新理念的尝试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是否真的能超越西方的现代文明、是否能摆脱追求帝国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