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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哈尔珀称：“中国的发展告诉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如何维持独裁体制的新方法。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说：“中国模式是与俄罗斯和伊朗的权威主义不同的‘另类’。
”围绕持续30多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持续可能性，中国国内外掀起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重点是从2004年美国新闻记者乔舒亚•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发展而来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主旨是，共产党一党统治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克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其功效和威力再次得到证明。
“中国模式”对内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一统治型政治体制和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对外则标榜不干涉他国内政和互惠平等。
中国模式在中国国内也引起激烈争论。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认为，“中国模式与西方的经验相对立，中国的成功是西方普遍价值瓦解的结果。
”；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并不同意中国模式，他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是半统治、半市场化的共同体，因此需要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力挺中国模式的人们主张，中国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值得借鉴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反对者主张，中国的经济成功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有效性，中国模式只不过是东亚模式的一种。
近来中国的经济氛围不同寻常，中国政府最近甚至放弃了从2005年开始维持7年的“保八”目标。
而且今年下半年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为核心的新领导班子将正式上台，因此围绕下届政府的经济政策方向，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将进一步升温。
本报Weekly BIZ分别对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和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进行了采访。
郑新立认为，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依然有效，而陈志武认为，中国经济要遵循西方自由经济模式（华盛顿共识）。
郑新立：中国模式依然有效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本月2日在北京市内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33年的高速增长证明中国模式比西方自由市场模式更有效。
”对于最近有些人提出的中国经济硬着陆忧虑，他断然否决称“这是夸张”。
对于主张中国应该加速国有企业改革等市场经济改革的世界银行《中国2030》报告，他指出：“很多都是表面性分析。
”下面为采访摘要：问：很多人分析称中国经济迎来转型期。
可概括为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的所谓“中国模式”是否依然有效？“中国在过去33年里保持了年均9.9%的高速增长。
如此大国能保持3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可以说经验已经非常成熟。
当前中国模式的争论核心是关于（国家的）经济调控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
韩国和日本也分别保持了30年和20年的高速增长，实现了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
我们首先向日本学习，1992年建交后又向韩国学习了经济发展模式。
西方国家过去一直鄙视这种政府主导型的亚洲模式，但现在反而出现向亚洲学习的声音。
中国模式是否有效需要通过实践来回答。
”郑新立指出：“亚洲智慧是政府介入和市场活力相结合，要使‘看得见的手（visible hand，政府）’和‘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市场)’同时发挥作用。
”他认为，以市场为中心的西方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合中国。
问：世界银行今年2月发布的《中国2030》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停止干预市场并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呼吁修改“中国模式”。
您对此有何评价？“该报告没有说中要害。
老龄化、劳动人口减少、社会两极化、环境问题、全球失衡等世界银行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但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度过高，而消费比重过低。
去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4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投资31万亿元，是GDP的66%。
2010年消费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降至33.8%。
如果投资过度，生产能力就会过剩，生产能力过剩会加重贷款资金回收难度，形成不良金融资产。
服务业的比重也过低。
在韩国，全体就业人口中的60%至70%从事服务业，而中国仅为34%。
另外还存在将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提升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通过城乡结合创造一体化市场、有效管理超过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等问题。
这些问题就是主要课题，世界银行提出的是次要问题。
”问：您如何看国有企业改革论？“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改革确实需要。
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资本密集型模式过于严重。
中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化工（Sinopec)这样的国营企业因GDP增长而利润激增，但在创造工作岗位方面却是负增长。
要想增加消费和工作岗位，必须搞活民营经济。
要想搞活民营经济，重要的是资金供应，所以应该改革国有银行体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不只是银行需要改革，同时还要加强地方金融监管机制，建立存款的保险公司和贷款的担保公司等，进行全面的金融体制改革。
”问：虽然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但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也同时扩大。
政治改革呼声也没有得到解决。
您怎么看？“这种社会、政治矛盾应该通过经济来解决。
韩国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学生示威此起彼伏，但现在已经大幅减少。
如果建立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形”结构，社会才能稳定。
当今中国的中产阶层太少。
到2020年，年收入达6万至20万元人民币的中产阶层比重将提高到50%以上。
社会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有能力解决。
”问：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出现了悲观论和乐观论，您有何看法？“从韩国和日本的经历来看，中国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时，高速增长就会结束。
去年中国的人均GDP为5400美元，中国增长至少还可以再保持20年。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最大潜力是7亿农村人口。
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还不到美国的百分之一。
因此会有更多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二、三级产业。
预计，到2030年应该会有2亿多人进入城市。
从这一点来看，世界银行报告中所说的‘中国因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不足’只是虚像。
”问：中国政府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降为7.5%，从而引发了经济硬着陆的担忧。
您怎么看？“7.5%是一种指引线。
意思是说不会只强调增长速度，而是更致力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今年将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换届，各地方政府应该会努力展示些什么。
今年也会实现近9%的增长。
”>>郑新立简介1945年出生于河南省，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得工业经济专业硕士学位。
从1990年开始参与起草中国第8至11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草案，堪称中国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专家。
他目前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陈志武：中国要遵循西方自由经济模式


陈志武教授2010年在位于美国纽黑文的耶鲁大学研究室内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中国经济将在四、五年内迎来严重危机。
”现在已经过去两年。
源自中国的危机将在两、三年后真正爆发？本报记者上月26日在北京五洲皇冠假日酒店采访了到中国参加会议的陈志武教授。
下面为采访摘要：问：您两年前提出的主张没有变化吗？“是的。
在中国的两周里，见到的人谈论的热门话题就是中国政府放弃‘保八’。
这不是偶然事件。
中国政策当局也承认当前的中国式增长模式无法持续下去。
”问：您当时对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深表忧虑。
“这方面也是进一步恶化。
中国政府公布的官方地方政府负债额为1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但据我个人推算，实际金额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以上。
最近和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交谈时发现，一座大城市和一个省平均负债额分别为5000亿元人民币和1万亿元人民币。
整体负债规模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
大多是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时地方政府推进公路、主要开发项目过程中欠下的债务。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房地产市场冷却，地方经济因此而萎缩，地方政府就会失去资金来源，无法偿还从银行等机构获得的贷款。
”问：中国房地产泡沫崩溃、地方政府破产、经济硬着陆等版本多年前就不断出现，但并未成为现实，因此有人认为这是杞人忧天。
您怎么看？“过去10年里，中国经济享受了‘入世’带来的红利。
即，中国经济发展很大成多上得益于西方的技术进步和需求，这一两大外界核心因素。
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赚到了钱，政府税收也大幅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营企业或地方政府有所失误，也有能力坚持下去，但如果再次出现景气低迷现象，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能否坚持下去，还需要观望。
”问：但中国经济去年的增长率高达9.2%。
您提出的“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的主张似乎不太有说服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韩国、台湾以及日本的初期经济增长模式类似。
政府决定资源分配，通过银行提供贷款。
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特别之处。
问题在于，政府代替民间决策并分配资源的模式会降低效率并失败。
1997年至1998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政府主导型经济失灵。
中国只是还没有发生这种危机而已。
（政府主导模式）可以持续几十年，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就中国而言，我认为各种问题会在5年内暴露出来。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永远避开这个经济学法则。
”问：您抨击中国模式，高度评价议会民主制和民营企业主导的印度经济模式。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比起低效率的印度，中国更值得高度评价。
“印度的政府负债确实比中国规模更大。
因为印度是议会民主制国家，政府无法像中国那样随意征收税金，能成为税收对象的国营企业较少。
相反，中国是国家拥有企业，收取大规模税金，代替民间进行投资。
就像计划经济时期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经历的那样，政府出面的投资特点是效率低、投资率低。
但印度政府将资金转向民间领域，将他们培养成经济增长动力。
从长期来看，印度经济会比中国取得更好的成果。
”问：中国政府人士指责称，西式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只会给中国带来混乱。
您怎么看？“我反对。
中国最大的收入不均衡不是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而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均衡。
如果推进政治改革，就能对税收和国营企业运营方面进行牵制并实现均衡，此前在国库和国营企业无用武之地或被浪费的资金就可以转移到普通人手中。
民营企业也可以进入被国营企业垄断的领域，实现革新。
这样就可以再次实现经济发展。
” 问：中国领导班子也在呼吁改革。
“但是，从过去9年中国现任领导班子领导下实现的改革成果来看，也有不少比9年前落后的例子。
国营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变大，政府组织也在没有任何牵制的情况下壮大。
说要推进更多改革和实践是两码事。
”问：您的悲观预测对韩国这样和中国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坏消息。
您对韩国企业家有何建议吗？“亚洲经济和中国密切相关，很难不受中国影响。
但应该使贸易等经济关系实现多边化。
可以考虑南美、印度和中东等地。
问：您如何预测3年后的中国经济？是硬着陆（保五）、软着陆（保七）还是高速增长（保九）？“硬着陆50%，软着陆35%，高速增长15%。
还是硬着陆的可能性最大。
”>>陈志武简介1953年出生于湖南省，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和中国国防科技大学（1986年，硕士）后，前往美国留学，1990年获得耶鲁大学金融专业博士学位，并就任该校终身教授至今。
他历任中国投资公司(CIC)成立咨询委员、清华大学特邀教授、北京市第12个五年计划顾问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