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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欧洲走向日本式长期萧条。
”《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英美经济杂志去年经常发表文章说，美国和欧洲国家对解决债务问题等改革持消极态度，因此有可能发生“日本化（Japanification）”现象。
“日本化”一词原指动画片等日本文化席卷全球的现象。
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和欧洲经济呈现出长期萧条的迹象，日本化也演变为被称为“失落的十年”的日本式长期萧条的同义词。
此外，日本化还作为意味着政治领导能力缺失等政府无能拖累结构调整的单词使用。
日本几乎每隔一年就更换首相，由于政治动荡，无法一贯实行政策。
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风波时，美国和欧洲专家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把日本当作反面教材，将迅速脱离危险。
”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由于政府没有进行结构调整，经济陷入长期萧条。
西欧社会自信地认为，可以发挥强大的政治领导能力，通过迅速的结构调整短期内化解危机。
随着西欧危机长期化，日本专家们提出日本化不是只存在于日本的特殊现象，而是在发达国家也有可能发生的普遍现象。
瑞穗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分析师高田创主张：“日本只是最先经历了泡沫破灭引发的长期萧条，不是因为日本政府格外无能或者政策错误。
欧洲摆脱雷曼冲击将需要10年以上。
”此外，一些学者主张，当前的经济危机和人口结构变化与泡沫破灭同时发生的日本式萧条非常相似，不能排除危机长期化的可能性。
◇造成长期萧条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结构变化前东京大学教授、日本银行副行长西村清彦主张，老龄化引发的人口结构变化是西欧金融、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
西村清彦提出的依据是“生产、非生产年龄人口比率”，该比率反映由几名生产年龄人口（15至46岁）抚养1名老年人和儿童等非生产年龄人口。
在日本该比率1990年以2.3名达到顶点后呈下降趋势，引发了房地产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
1990年2.3名年轻人抚养一名老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的生产年龄人口承担起抚养老人和儿童的重担。
该比率下降意味着人口中心从消费旺盛的年轻阶层转换为高龄者。
也就是说，年轻人口增加推动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bonus)”时代结束，进入老年人口增加导致消费和生产减少，福利费负担猛增拖累增长率的“人口负担(onus)”时代。
年轻人口增加时，需求也会增加，人们对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受此影响，杠杆投资随之增加，从而推动增长率。
相反，高龄人口增加将导致杠杆投资减少，消费低迷，经济日益萎缩。
美国、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生产、非生产年龄人口比率先后在2005年至2010年达到顶点。
西村清彦主张：“从人口结构的变化看，日本和西欧危机惊人相似。
”


◇人口结构变化甚至引发政治领导力缺失美国和欧洲未能进行大刀阔斧的结构改革，也与人口结构变化有关。
在以年轻人口为主的社会，由于利害关系比较单纯，可以较为轻松地推进政策，但在老龄化社会，不仅是富人和穷人之间，年轻一代和老年一代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所以更加难以发挥政治领导力。
此外，在生产年龄人口增加时，可以以财政收入增加为前提推行政策，但在生产年龄人口减少时，由于税收减少、退休金和社会福利费猛增以及增长率放缓，财政遭受沉重的压力，所以更加难以克服危机。
一旦人口结构达到老龄化，就很难维持高增长，但选民因为惯性依然要求高增长和高水平的福利，最终导致政权不稳定。
高田创说：“如果西欧国家不降低国民对过去高增长期享受的福利的过分期待，将持续陷入政治危机。
”◇中国也面临人口危机人口结构变化论者主张，继西欧发达国家后，中国、韩国也将面临危机，全球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很大。
西村清彦预言，韩国、中国、新加坡的生产、非生产年龄比例将在2010年至2015年达到顶点后回落，届时将很可能面临危机。
这一主张成为最近在日本盛行的“中国泡沫破灭论”的理论依据。
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因此老龄化速度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快。
此外，中国的生产年龄比率增长势头也放缓，引发劳动力紧张和工资上涨现象。
但也有人批评说，这一主张只不过是将日本的长期萧条合理化。
也就是说，就像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样是“末日论”、“宿命论”的思维方式。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主张，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而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最终人类将走向灭亡。
批评论者们主张，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可以通过向人口激增的非洲、南美等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市场，通过移民增加年轻人口的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