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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排除现在涌现的中华民族主义指向韩国的可能性。
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国际政治处于微妙的情况下，与日本和美国的摩擦越大，中国对韩国的战略价值的评价只能越高。
虽然从美国到中国的势力转移很危险，但对于我们来说，有可能成为机会。
”韩中专家共同研究委员会韩方委员长徐镇英在25日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韩国应巧妙利用美国和中国构筑的新平台，寻找让韩国更加繁荣的道路。
由徐镇英率领的该委员会是在2008年韩中首脑会谈上达成协议成立的两国专家组织。
徐镇英就最近正在变化的东北亚秩序表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与其说是排斥关系，倒不如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与过去的美国和苏联有所不同。
美国和中国只能相互依赖并相互妥协，因此韩国应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展开‘同盟外交’和‘战略外交’，寻找可协调的空间。
韩国下届政府在形成东北亚新秩序时，应集中外交力量寻找可展开战略性外交的最大空间。
这样的努力将决定韩国21世纪的命运。
”


徐镇英还表示：“虽然美国和中国相互竞争，但都在努力不让打破局面的冲突发生。
在此过程中，韩国充当均衡者的空间正在逐渐扩大。
这与卢武铉政府主张的形态意义有所不同。
”下面为采访摘要：问：因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问题，中国和日本展开了1个多月的冲突。
您对此有何看法？“从近的来看，钓鱼岛问题反映出了2010年以后东亚地区显而易见的巨大变化趋势。
不仅是钓鱼岛问题，中国南海问题也十分严重。
而这些问题，正是在亚洲和国际政治上发生的巨大的势力战。
在日益崛起的中国与影响力逐渐下降的美国和日本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出现了这些问题。
”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日本的战略是什么？“目前，中国和日本发生摩擦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在适当的时候向全球强调自己的立场，并进入管理阶段。
像钓鱼岛这样的领土问题，没有解决方案。
两国也非常明白这并不是现在要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管理的问题。
”问：在领土争端的过程中，韩中日三国的得失情况如何？“就钓鱼岛问题，中国向世界明确表达了自己的领土主权主张。
中国可以说取得了实际利益。
日本在独岛问题还算取得了一定利益。
韩国则在一定程度上闹大了独岛问题。
”问：单纯用势力战的说法好像无法说明现在的状况。
“脱冷战时代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正与势力战相结合。
主权纠纷与国际秩序转换过程中涌现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并升华。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大以及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华民族主义’正在迅速扩散。
”问：随着数字文化的发展，世界的距离逐渐缩小，但为何还会涌现民族主义？“在世界化中出现脱冷战和脱理念化是必然的，而其中形影不离的正是理念的空白状态和认同感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正是情绪号召力强大的民族主义。
东亚国家的历史问题息息相关，因此民族主义的号召力非常大。
”问：美国和中国构建新秩序时，韩国应展开怎样的战略？“中国的目标是使韩国成为友军，如若不然就让韩国在美、日与中国之间保持中立。
中国认为，应阻止韩国成为美日的‘走狗’。
韩国需要与美国保持同盟外交，并与中国展开战略外交的协调性智慧。
”问：虽然理论上如此，但要在现实中似乎很难实行。
“21世纪的中美生存法则与分出胜负并展开对峙的冷战结构有所不同。
就目前的美国和中国经济而言，无法分离。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可以通过经济制裁向中国施压，而不用双手沾血。
但现在，如果想要制裁中国经济，美国经济需要流血。
在21世纪的游戏法则中，应认识到谁采用单一、排斥性手段谁就会失败。
”问：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韩国应留意的是什么？“如果为了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而疏忽与美国的合作，就会产生反作用。
中国高度评价韩国的原因就是，韩国和美国的特殊关系，以及韩国和日本的特殊关系。
如果韩国试图削弱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去加强与中国的关系，那么韩国的价值必然会下降。
”问：韩国的经济、军事力量都不如中国和日本，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具体应做些什么？“应寻找通过‘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软实力’增强韩国国力的有效方法。
应更注重虽然小但将国力有效最大化的方法。
”问：具体需要什么样的战略？“韩国和中国的出发点是‘求同存异’，但这一概念已经到了极限。
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和而不同’的外交。
中国的体制和追求的理念不同。
但韩国应跨越这个差异，与中国一起往前走。
是在第3条路上见面。
”问：在韩中专家共同研究委员会上，向中方强调了哪几点？“如果发生力量的转移，最危险的就是强大国家退步时的焦虑感和心里不安。
新兴强国拥有的过份自信也非常危险。
中国应防止掉入新兴强国拥有的过度自信的陷阱。
”徐镇英简介：徐镇英是对中国有40多年研究的韩国政治学界资深学者。
他在高丽大学讲授了长时间的《中国革命史》等中国相关课程后退休。
他在华盛顿州立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高丽大学和平研究所所长和国际研究生院院长。
著作及编著有《21世纪的中国政治》《世界变化和韩国的未来》《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