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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美国领导人在2012年最后那几天奋力挣扎着避免出现“财政悬崖”以免经济陷入衰退的状况，恰好体现出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混乱的政治依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对某些国家来说，2012年的政治是一股积极力量：例如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将自己的国家从金融风暴边缘力挽狂澜的能力。
然而在别的国家，比如希腊，政治体制功能失调则导致了经济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政治经济两者之间这种密切和清晰的关系很可能在2013年依然延续。
尽管如此，我们也会估计在影响力上会出现更为明显的割裂——而其后果则会同时影响到单个国家以及整个全球经济系统在一些国家——比如意大利、日本和美国——政治仍然是实施经济政策手段的主要驱动力。
然而在另一些国家——像中国、埃及、德国以及希腊——情况则刚好相反，经济成了决定政治成果产出的关键因素。
这种因果之间的二元性提醒我们2013年将会是一个更加混杂的世界——并至少以两种方式：首先是缺乏统一的政治主题，其次是世界受到多种增长速度与金融动力的支配，意味着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多边互动局面。
随着意大利选举临近，该国的技术官僚临时政府将会把政权交还给民选政府。
对意大利和整个欧洲来说，问题在于新政府是会维持目前的经济立场还是会转向一个不大为该国外部合作伙伴（尤其是德国和欧洲央行）所接受的立场。
蒙蒂不一定会参与新政府。
他越不参与新政府，那么改变政策以回应民众压力的诱惑就会更大。
这导致对财政及结构改革的强调降低，并随之引发柏林、布鲁塞尔和法兰克富的忧虑。
依靠其直接控制的（财政政策）连同施加于日本央行的压力，日本新政府已经发出了经济政策的核心信号，旨在放宽货币政策方面所持有的立场以激发更快增长和更高通胀。
在这个过程中，官员们一直在削弱日元。
他们也会尝试降低日本对出口的依赖并重新考虑把生产设施转移到工资成本较低的国家。
美国政治对经济影响尽管很重要，但将不再那么有活力:由于缺乏一个较为合作的国会，政治宁愿选择不作任何政策回应而不是支持更激进的行动。
持续存在的国会两极对立将使政策继续陷入不确定，导致债务和赤字谈判陷入混乱并阻碍经济增长。
从妨碍中期改革到推迟劳动力和住房市场所需的改革，国会功能失调会让美国经济表现低于其潜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侵蚀其潜在产出。
在其他国家，这种因果方向主要从经济转向政治。
比如，在埃及和希腊，贫穷状况恶化，高失业率和金融危机压迫着政府 。
民众的沮丧可不会等待选举才爆发。
相反，困难时期可能会加剧社会动荡，危及政府的合法性，信誉和效能——没有明显的可替代方案能保证快速的经济复苏并提高生活水平。
在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信誉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经济能否承受其软着陆政策。
具体来说，任何长期低于7%的增长都会——不仅在农村，也在中心城市——激起反对和异议。
然后是德国，它是维持欧元区完整与统一的关键。
迄今为止，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功把德国经济与欧洲其他地区的经济动荡隔绝开来。
德国失业率一直保持在显著的低水平而该国人民对经济的信心相对较高。
尽管德国的经济增长近来放缓，德国仍然是欧洲表现最好的经济体之一——而不仅仅只是个后台老板。
虽然有些人一直青睐更激进的政策行动，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已经以其稳定的表现为一直努力结束金融危机的欧元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并以其表现打破了人们对欧盟是否能够作为一个运行良好的货币联盟（它立志成就更多）所存在的疑虑。
德国领导层的变化因而会对欧洲政策基础提出了一个挑战。
政治与经济如何在国内及全球范围内互动对2013年及以后的形势来说是个重要问题。
这将产生三种前景：良好的经济和有效的政治为一个不断成长和更合作的全球经济提供稳固的基础；不良的经济与功能失调的政治相互作用毁掉一切；或者整个世界勉强应付过去，由于经济与政治之间展开的激烈竞争，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最终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或是方向。
答案部分取决于三个特定的国家所发生的变化——中国、德国和美国。
它们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对于尚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完全恢复过来的世界经济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的迹象表明（尽管并不完全），这三个国家将在2013年继续引领全球经济。
这是好的方面。
坏的一面是它们的表现可能只是试探性的，并不足以恢复数十亿人们所向往的增长水平和金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