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体制崩溃30年后,世界因中国打破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宣布挑战对美霸权而遇到了阵营对抗体制的复活。以美中争霸和乌克兰战争为契机,形成泛世界阵营对决体制的新冷战体制的主角也和过去一样,只有过去作为苏联卫星国的东欧国家现在转向了北约这一点不同。但高喊打倒美国,作为极权主义阵营新霸权国候选人的中国的对外行为与冷战时期的苏联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
与追求通过打破资本主义完成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苏联不同,根本看不到中国作为新霸权国候选人所标榜的普遍价值观。中国只是打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排他性民族主义旗号,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安。与苏联为世界各地率领几十个同盟国和友邦国提供庞大军事支援不同,中国的军事同盟国只有朝鲜一个,除了1950年的6.25战争之外,中国从未为同盟国或友邦国流血。与向同盟国提供30年出血性无偿经济援助的苏联不同,中国帮助贫穷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一带一路项目与以港口等为担保提供高息开发资金的高利贷业无异。
考虑到这种局限性,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赢得对美争霸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但在此过程中,受美中双方施压的国家目前情况艰难。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决心与美国一起行动的英国和日本都没什么可在乎的,但对中国经济心存迷恋的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对中国以经济利益为诱饵加强利诱和施压的外交攻势感到不安。中国对韩国的施压更进一步,和清朝时代的套路一样,完全是高压、赤裸裸的干涉和谴责。也许是因为对过去几年屈从于中国的韩国转向美国一方的愤怒,也可能是凭借此前驯服韩国的经验,看穿了韩国政府在外交威胁和经济利益方面特别脆弱的属性。
韩国为了克服中国的干涉和威胁,维护世界前十大经济体、军事国的地位,有必要学习欧洲中坚国家长期在大国对决的夹缝中掌握的生存智慧。一是在外国势力的任何威胁或压迫下,绝不对国家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的一贯态度进行妥协;二是确立普遍原则,采取和看强国眼色相比,更重视国家信念的先进外交行为;三是通过与共享相同价值观的友邦国家组成牢固的联合体和采取外交集体行动,尽量减少对外风险。欧洲发达国家的这种古老智慧,是韩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以及国际政治舞台上实现先进化,跃升为全球中枢国家所必需的宝贵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