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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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总统也可能是民主主义敌人的教训
- 美国总统选举以拜登的胜利告终。虽然特朗普不接受败选，但选举结果似乎难以改变。话多毛病也多的特朗普时代终于要结束了。特朗普的4年留给了我们很多思索。 美国对韩国等全世界很多国家来说都是特别的存在。它不仅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还是自由民主主义政治体系的模范国家，也是其价值的守护者。尤其在韩国困难的时期，美国是经济上富饶、政治上自由的土地，是人们羡慕的对象。但在过去的4年里，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我重新认识了美国这个国家，以及那个国家的民主主义和总统制。 建立了美国的人们通过彻底的权力分立和相互牵制，建立了权力均衡的体制。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个人的自由和财产，并使民主主义体制保持稳定。他们的构想是三权分立、两院制、联邦制，随着该体系的启动，美国一直保持着最模范的民主主义国家地位。但特朗普在过去4年中证明，根据当选美国总统的人不同，政治在美国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与其说是制度通过总统来采取行动，不如说是按照个人喜好和贪欲进行统治，这侵害了独立机关的自律性。为了强化支持基础，他煽动分裂和敌对感，公然说谎，把国民划分为“我军和敌军”，毫不犹豫地攻击反对者，这简直令人震惊。结果，特朗普不是成为了所有人的，而是成为了某一方的总统。已经分裂的美国陷入了最糟糕的状况，甚至到了不得不拿枪彼此对峙的地步。看到特朗普的统治，我再次认识到，民主主义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完成的，希望制度正常运转，就必须不断监督并努力维护其价值。如果放松警惕，民主主义随时都会倒退。 特朗普在任4年，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韩国的总统是否把国民分为我军和敌军，作为“所有人”的领导人是否站在团结的中心？在韩国的政治体系中，权力分立和相互牵制这一民主主义原则是否在正常运作？韩国的政治不是“憎恶和排斥“的分裂政治，而是达成妥协与和解的政治吗？虽然很遗憾，但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韩国社会在政治派别上严重分裂，总统处在分裂和矛盾的顶点。别说权力分立和相互牵制，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总统和青瓦台。在国会里占据多数席位的执政党成了总统亲卫队，因此国会政治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司法部的独立性受到严重质疑，本应独立的监查院和检察机关成为露骨的政治派别发起进攻的对象。也就是说，韩国与特朗普的美国没有什么区别。但美国是联邦制国家，与普通国民日常生活相关的权限大部分归属于州政府，从制度上看，国会政治和司法部并不像韩国这样软弱。与此相比，韩国是连小区公寓税金标准都由总统制定的国家。也就是说，总统引发的问题可能比美国更严重。 回顾过去，我们已经知道总统制存在的问题。2016年烛光集会当时，很多国民都涌上街头，他们想要的是“帝王式总统制”的终结。但今天我们生活在民主化以后权力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集中、相互牵制体系崩溃的“最具帝王性的”总统制下。在被称为“民主化运动势力”的执政之下，韩国的民主主义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特朗普的4年充分展示了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一个总统也能破坏民主主义。看着特朗普统治的终结，现在是时候冷静地评价韩国的民主主义了。韩国民主主义的危机是像现在这样所有权力都集中在总统一人身上的统治结构造成的。为了防止权力集中到总统一人身上，实现并非排斥和分裂的政治，而是妥协和调整的政治，现在应该集思广益，树立新的统治结构。
- 康元泽 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 | 20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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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在拜登时代要抛开对韩朝秀的迷恋，应对选择中美的施压
- 事实上，美国大选的胜者已经确定是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韩国的安保和繁荣立足于韩美同盟之上。在过去的4年里，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出人意料行动而陷入混乱的美国对外政策，将回归重视同盟和自由经济体制的传统路线。眼下，作为特朗普“真人秀”的对朝无核化谈判方式只能从原点重新开始。特朗普和金正恩的所谓“自上而下”式会谈，目的并非让朝鲜弃核，是韩朝两方政权在利用需要选举用表演的特朗普。无论是什么样的谈判，恶魔都存在于细节。在没有调整实际细节的情况下先召开首脑会谈，不是为了谈判，而是为了电视摄像机。拜登政府肯定会采取通过朝核实务谈判，按部就班进行下去的刚好相反的解法。金正恩利用特朗普的无知和虚荣进行的“短暂和平秀”结束了。即使朝核进一步扩大，也要先宣布停战的逆行构想也寿终正寝。 事实上，拜登政府沿袭奥巴马政府放弃对朝政策的“战略性忍耐”路线也是不可取的。应该放弃对作秀的迷恋，为废除朝核建立实质性的、创造性的构想。同时，韩美联合军演等安保态势也应该恢复正常。 拜登曾表示，执政后会强化对中国的牵制，通过与同盟国的联合采取“多边主义”方式。如果说特朗普对华施压是美国单方面的行动，那么拜登很有可能通过与韩国、日本、欧洲等传统友邦的合作，不仅是贸易，还会扩大至环境、人权问题来向中国施压。从这一点看，和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交易的特朗普相比，重视原则的拜登可能更难对付。“经济选中国，安保选美国”式的两条腿战略已经行不通了，韩国会被要求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 2013年6月，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在中国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包含提前签署中韩FTA等内容的《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此后在当年12月访问了韩国美国副总统拜曾警告称：“把赌注押在反对美国的一方，绝不是个好赌局。”韩国需要周密的准备和战略。
- 朝鲜日报网 | 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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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派记者通讯]“宽容”国家的后悔
- 从1974年开始担任了7年法国总统的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今年已经94岁。2年前，他出版了长达600页的自传，记录下了自己在任当时政策中最大的失误——这就是1976年让北非出身的穆斯林移民劳动者可以带着祖国的家眷前往法国的措施。 “当时，我认为让家人一起生活是人道的、符合正义的事情。这本是考虑到法国式小家庭而允许的措施，但真正到达法国的穆斯林家庭却不是小家庭。之后，情况开始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也就是说，没有考虑到伊斯兰式的多产，开始一次性接受了很多人。虽然未能如愿，但妻子众多的穆斯林还要求把配偶全部带过来。打开了一次的门很难再关上。允许“家人重逢”后，法国移民至今增加了280万人。 法国发挥宽容精神接纳了很多移民，却未能做好善后。目前，法国主流天主教和名副其实的第二宗教伊斯兰之间矛盾非常尖锐。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接连发动恐怖袭击，引起了恐慌。上个月在大街上斩首法国中学教师的车臣出身的18岁穆斯林少年，获得难民地位后领取10年的居留证还不到1年，真可谓恩将仇报。 如今，韩国也有必要关注法国所经历的遭遇。韩国在不久的将来会迎来劳动力缺乏的时期。已经有很多外国人进入了韩国，锁门是不可能的。理智地接受移民，就能成为培养国家潜力的跳板。决定对移民接受程度的时刻正在临近。 不能把围绕外国人的议题从人情的层面进行解决。把来自贫穷国家的人无条件视为弱者，等于把自己视为强者，但这不过是傲慢。法国1976年允许“家人重逢”，是出于可以控制移民社会的自信，但此后法国没有像之前那样成为强大的国家。 如果想作出关于接纳外国人的决策，首先要消除情绪。把对方当作弱者，盲目地包容对方是鲁莽的，带着排斥感敌视对方是愚蠢的。有必要从培养韩国社会便利的实用角度进行慎重的考虑。对主张自己是难民的人，应该从法理上判断其是否符合难民法。接纳移民，应该尽量减少文化冲突的副作用，慢慢开放。年过九十的法国前总统感叹地说：“突然敞开闸门，结果让堤坝崩溃了。”
- 孙振硕 朝鲜日报驻巴黎特派记者 | 20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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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制定不参选党章的文在寅又躲到背后，知道羞耻吗？
- 民主党昨天表示：“实施全体党员投票的结果显示，86%的党员赞成公推。”宣布将在明年4月的首尔市长和釜山市长补缺选举中推荐民主党候选人。民主党还说：“压倒性的赞成率表明了全体党员认为应该为补缺选举进行公推的意愿。”只有不到整体三分之一的26%党员参加了投票，这却被称为“压倒性的赞成”。这是打着党员的旗号在做不正当的事情。 民主党党章规定：“因党下属的选举职务公职人员的重大错误而实施改选和补选时，不在相关选区推荐候选人。”这是政党向国民作出的最基本承诺。此次补缺选举是由于民主党下属的前市长朴元淳和吴巨敦存在性犯罪而举行的。如果按照党章行事，民主党将无法在明年的首尔和釜山市长补缺选举中推举候选人。但他们决定用一个可有可无的党员投票为借口，修改党章，从而推举候选人。 “有错误就不公推”的党章，是文在寅担任党代表的2015年通过党革新委员会制定的，作为政治改革摆在国民面前。文在寅当时自豪地说：“这是政治发展的出发点。如果革新方案被否决，我将辞去代表职务。”“补选无公推”的承诺是文在寅赌上了党代表的职务来贯彻的党章。但当面临首次适用该党章的情况时，民主党却表示要当做没有这回事。既然承诺“补选无公推”是政治发展的出发点，那么出尔反尔又是什么出发点呢？ 文在寅在制定党章当年的庆南固城郡郡守改选游说中表示：“这是新国家党前任郡守违反选举法，导致当选无效才进行的选举，新国家党要对此负责，不应该推举候选人。超过十几亿韩元的改选预算都是由高城郡居民承担的，新国家党应该对此负责。”因为这次是由于民主党市长存在性暴力进行的选举，所以民主党应该对此负责。投入的838亿韩元（人民币约4.9亿元）的国民税金，也应该由民主党负责。 文在寅看着民主党推翻自己曾自诩为“政治改革”的国民承诺的过程，却一言不发。甚至自己担任党代表职务时制定的党章被扔进垃圾桶，他也没有表明立场。青瓦台方面表示：“青瓦台不能对党做的事情表明立场。”但这是骗人的。没有文在寅的同意和支持，民主党不可能做出这种事，这是常识。 文在寅的这种行为并不是第一次。虽说“对活着的权力要严肃”，但真正调查青瓦台不正之风的检察官们却全部被降职。虽然表示“没有掌握媒体”，但国营电视台等大多数媒体都成了政权的拉拉队。虽然他自称是“女权主义者总统”，却对前市长朴元淳的性骚扰保持沉默。为了让文在寅的朋友当上蔚山市长，青瓦台出面展开了选举工作，文在寅却一声不吭。文在寅只在有利的情况下高喊改革、正义和公正；如果情况不利，他就会采取相反的行动，自己在国民面前消失。
- 朝鲜日报网 | 20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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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进步学者也说“民主党没有民主主义”
- 进步学者、高丽大学名誉教授崔章集在演讲中说：“为了民主主义，希望保守党比民主党更加成功。”他把民主党比喻成不允许批评和意见分歧的“举手机器”，说“民主党没有党内民主主义”。即，一生研究民主主义的进步学者将执政党定性为“非民主主义”。 这句话没错。批评前法务长官曹国无耻伪善的前议员琴泰燮遭到党内的排斥和短信攻击，以“进行信念投票”为由落选，最终被驱逐出党。党代表对“尹美香质疑”下达缄口令后，几乎所有执政党议员都闭口不谈。内部的批判和牵制消失了，稍有不同的声音就会被打上标签，受到攻击和谩骂。这就是拥有174个席位的“民主党式民主主义”。 民主党排除第一在野党，单方面处理了作为游戏规则的《选举法》。不仅通过了违宪因素比比皆是的公搜处法，还试图夺取在野党的否决权。为了让总统30年的知己当选，青瓦台实权人士率先展开了选举工作，而检察机关对此事进行调查后，他们又对调查组进行了人事屠杀，导致调查组解散。历代的任何政权都未曾尝试过的反民主的事情，却每天都在进行过民主化运动的政权中发生。 不仅如此，他们还威胁在报纸上写专栏的笔者违反《选举法》，把称韩国总统为“金正恩发言人”的外媒记者斥为卖国贼。还制定了法案，对5.18发表不同意见就会被送入监狱。在大学区内贴上批判总统大字报的青年被判有罪，在地铁里分发传单的市民被警察拉走。广场上市民的声音被警车墙阻断。 只要进入检察机关，政权实权人物不正之风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法院会接连发出免罪符，用判决来迎合政权。言论自由只存在于执政圈，司法部和检察机关成了政权的宠物狗。甚至出现了这并非民主主义，而是“文主主义”、“柔性独裁”的说法。但总统和执政党却自吹自擂地说：“我们的民主主义已经成熟到不用羡慕他人了。”仿佛他们生活在另一个国家。
- 朝鲜日报网 | 20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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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相]税金政治
- 提到历史上的强悍的征税人物，不能不提到17世纪末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他说要成为欧洲先进国家，不让百姓留胡子，还引入了胡子税。由于宗教的原因，俄罗斯人为了不刮胡子，只好交胡子税。 ▶虽然也有通过税制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的国家，但也有因征收过多的税金自找衰退的国家。16世纪以无敌舰队为傲的西班牙王室为了维持舰队和满足海外扩张的巨大财政需求，引进了名为“alcabala”的消费税，即在所有物品的交易中征收10%的税金，导致物价猛涨，偷税和走私盛行。由于景气萎缩、物价暴涨、税金负担沉重，人们纷纷逃往新大陆，人口急剧减少。 ▶俗话说，世界上最残酷的税收就是通货膨胀。因为在实物资产上涨的时期，没有资产的社会弱势群体无异于坐着不动就在大量纳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佛利德曼说：“通货膨胀是一种危险的、有时会破坏社会的致命疾病。”3年前为5亿韩元（人民币约297万元）的首尔公寓价格，现在突破了10亿韩元（人民币约593万元）。没房的人一分钱也没花，就变穷了两倍。文在寅政府曾20多次采取限制公寓供给、管制一边倒的政策，引发了历届政府中最严重的“房价通货膨胀”，可以说失败的房地产政策本身就造成了无房者不堪承受的“税金”。 ▶而这次政府却把有房子的人分成了两派，打起了政治算盘。韩国政府提出了增税方案，也就是相邻的房子能以不同的价格，随便提高公示价，到2030年将公示价格提高到市价的90%。在这种情况下，会降低相对便宜的房子的财产税。对投票数少的少数人大幅提高税金，同时迎合投票数多的多数人，承诺“不提高”税金。这就是“税金政治”。 ▶在韩国，39%的劳动收入者不交一分钱税金。与英国（2.1%）、日本（15.5%）相比，免税者的比率更高。收入前10%的人缴纳了整体个人所得税收74%的税金。之所以形成这种畸形结构，毫无疑问是因为历届政权的“税金政治”。越是民粹主义政权，“税金政治”就越严重。德国财政学者阿洛伊斯·普林茨在著作《税金战争》中说：“如果税金总是被用于政的意图，可能会导致回到专制君主时代。”权力利用征收税金和挥霍税金来维护和培养权力的事情，正在我们眼前发生。
- 姜京希 评论委员 | 20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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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不同国情不同新冠应对措施
- 经过近30年发展，中韩两国在经济合作、社会文化交流、政治互信等各国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成就，但是各领域的发展并不完全一致，相对于经济与社会文化等领域，政治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还显得有些滞后，虽然两国将双方的关系定位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高度上，但是双方领导人的定期会晤还主要是通过中韩日领导人峰会、东盟10+3、APEC等多边机制实现的，双边的高层互动还没有实现机制化。 国家间政治合作主要是指国家之间在政治领域的共处、共事，通过包括高层往来、签署政治文件等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形成共识，并为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与安全合作等提供政治基础。 政治合作的基础首先是相互之间的政治尊重与信任，而相互间的政治尊重与信任主要表现在相互之间对彼此政治制度的尊重与信任。世界各国都是基于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历史环境等具体的国情而选择的政治制度。 从根本上讲，创设政治制度目的是治理社会、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保证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有序，而不是为了政治而创设政治制度。 中韩两国的政治制度不同，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在政党制度上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协商的政党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集选举政治与协商政治于一体，充分融合和发挥了选举制度和协商制度的各自优势。韩国是议会民主制，虽然包含了协商政治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选举制度的安排。 中韩两国在历史传统和文化基础方面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但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实现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不同，国情不同，从而导致了两国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但是，这都是两国的大众和精英在内外环境的制约下进行了长期探索的结果，都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符合自身的国情，能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发挥了自己制度上的动员优势和社会管理优势，根据自己的国情，对新冠肺炎疫情成功地进行了防治，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今年四、五月份，很多对韩国持友好情感的中国朋友都替韩国着急，提出为什么韩国不封城、为什么韩国不能效仿中国的做法、为什么不取缔一些宗教性的活动等等。我向他们解释说，两国的国情不同，对中国适用的办法对韩国不一定适用，或不一定完全适用。例如，封闭小区，在中国，由于城市中的多数小区在建设上就设置了围栏，不少小区平时就是封闭式管理，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进行封闭管理很容易，居民也都能理性接受。但在韩国，没有小区的概念，社区基本是开放的。这样一种情况，怎么能做到中国式的封闭管理呢。还有，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对一些具有极端思想的宗教组织通过立法形式进行治理，但在韩国却并非如此，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呼吁韩国政府去取缔宗教组织的活动呢。因为国情不同，即使在他国十分有效的做法，也难以做到完全照搬照抄。而根据自己的国情，吸取对方有益且对自己适用的做法，才是合理之道。 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发展中国家，经过40年改革开放但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韩国是一个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的发达国家。两国面临的问题不同、国情不同、民众的生活方式与思维习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但在治理新冠疫情方面，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都取得了值得称赞的成绩，根本原因在于采取了适合自己国情、能解决自己问题的社会制度和治理措施。 在防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中韩两国相互支持、相互帮扶，增进了友谊和感情，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认知，从而也将为彼此间进一步增进政治尊重、互信与合作提供契机。
- 韩献栋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 202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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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四流政治、三流行政阻碍超一流企业发展
- 已故三星会长李健熙生前经常对韩国社会提出痛心疾首的批评，但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他“政治四流、行政三流、企业二流”的发言。李健熙在1995年访问中国时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对半导体非常关心，甚至询问‘研发费用是多少’，而我们申请建设半导体工厂却拿不到许可，需要盖1000个章。”意思是韩国的陈腐行政和“井底政治”阻碍了经济的发展。25年后的今天，韩国的政治和行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呢？ 三星之所以能够在四流政治、三流行政的情况下跃升为全球超一流企业，是因为李健熙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员工们刻苦的努力。三星电子在全球市场实现的革新旅程，对韩国产业界起到了展示新增长模式和催化剂的作用。现代、起亚汽车、posco、LG化学、现代重工业等各领域的国内代表企业实现了高速增长和质的飞跃，纷纷跻身国际一流企业的行列。 在韩国企业通过脱胎换骨的努力跃升为世界一流的时候，韩国的政治和行政却不仅没发展，反而出现倒退。在李健熙发表“政治四流”的发言后，韩国政权先后更迭了五次，但国民团结与合作的政治却一去不复返了。分清自己和对方阵营的政治圈阵营理论变得愈发严重。如果企业不服从总统的要求，就会遭到总统的报复；但听从了总统的指示，就会受到下届政府的攻击。独裁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政权视企业为“袋中石子儿”的情况仍丝毫没有改变。 落后于时代的行政让三星为连接半导体的输电线浪费了5年。由于韩国有世界上最高的继承税率，三星副会长李在镕等人为了守住经营权，仅继承李健熙会长的股份就要缴纳超过10万亿韩元（人民币约594亿元）的税金。难道不能像外国那样，在放弃企业经营，出售企业时才交税吗？让经营者专注于继承问题，对国民和经济又有什么好处呢？现政府正在推进让投机资本更容易攻击经营权的企业管制三法。在企业主和首席执行官必须全神贯注地守卫经营权的情况下，企业又如何能够保持竞争优势？ 李健熙会长说：“喷气式飞机要想以两倍的音速飞行，不是只靠发动机的力量就增加两倍速度，而是必须先更换材料和素材。”也就是说，不仅是企业，政界和政府都要进行改革。在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更是迫切需要这样做。但现在韩国政治发挥这种作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他们迎合拥有很多选票的工会和大众的可能性更大。国民不应该只考虑眼前的利益，而是应该从更远、更宽广的角度作出判断。
- 朝鲜日报网 | 20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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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为二流宿命国种下世界一流DNA的革故鼎新李健熙
- 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25日去世。1987年，45岁的李健熙从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手中继承了经营权，在他2014年卧病在床之前的27年里领导着三星集团，将其培养成为全球第一的企业。李秉喆、郑周永等创业一代是让韩国摆脱世界最贫穷国家的束缚，实现从无到有的产业化的第一代巨匠，李健熙虽然是第二代经营者，却没有止步于守业，他是种下“世界第一的DNA”，让韩国企业登上世界巅峰的“创造性破坏”和革新的第一代企业家。 就算说在拥有三星电子这个世界一流的企业之前韩国社会没有一流的意识，也并不是什么大错特错的话。20世纪后半期才开始启动产业化的韩国，急于模仿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由于积极加入世界自由贸易秩序，韩国实现了快速增长，但“韩国制造”在全球市场被当做廉价货，收受到二流和三流的对待。韩国也有过不敢想象自己会跻身全球第一品牌、第一企业行列的时期，这是非常自嘲的现象。但随着经济的增长，韩国人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到处是“这样就行了”的凑合主义和安逸感。 李健熙继承经营权时，三星在世界市场上没有什么存在感，甚至不是国内第一的集团。但李健熙在就任的同时，公开表示：“要把三星打造成世界性的超一流企业。”那段就职演说并非空话。看似没有可能实现的“世界一流”，用了不到一代人就实现了。虽然被称为“隐遁的经营者”，但在创建世界超一流企业的过程中，李健熙表现出的洞察力和求胜心比一百句话更能打动韩国社会。 一提到“李建熙”，就让人想起1993年他说过的“除了老婆和孩子都要换掉”的法兰克福新经营宣言，还有1995年为了提高手机质量而烧毁15万部三星电子Anycall手机的火刑仪式。他说：“三星正站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在唤醒危机意识的同时，提出了将经营的核心价值从数量转换为质量的新模式。他一边强调提高质量说：“不害怕顾客吗？”一边在之后生产的Anycall产品上写上“品质是我的人格和自尊心”，执着于成为“世界一流”。 他大胆打破了停留在世界边缘的“韩国制造”的凑合主义和二流意识，展示了革新经营的典范。这不仅仅是三星的变化，还给产业界和韩国社会带来了无异于“哥白尼式转变”的冲击。 2003年，他还中断了占总销量27%的显像管电视的生产。他决心就算眼下出现销售损失，也要在从模拟转向数码的时代用数字电视一决胜负。2007年苹果的iPhone首次亮相，在世界手机市场引发巨变，这时他毫不犹豫地迅速追赶潮流，让三星电子成为与苹果并驾齐驱的智能手机强者。这种对全球超一流的执著，让三星电子的芯片、手机、电视机业务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名，将三星的品牌价值提升到了世界前10位。 但作为企业家，他的卓越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事业上的判断和对外扩张。他也是首个让韩国企业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压倒日本企业的经营者。 多亏这个“隐遁的胜负大师”，大韩民国在芯片、家电等领域的实力超越了日本，尝到了真正的“克日”快感。李健熙是让今天的韩国经济享有“芯片强国”的一等功臣。虽然决定让三星电子进军芯片领域的是创始人李秉喆，但此前是李健熙在无人关注芯片重要性的1974年向前任会长李秉喆建议开展芯片业务，从而打下了基础。 在掌握经营权后，他通过果断和进攻性的投资，甩开日本、美国企业，巩固了芯片独占鳌头的体制。在全球市场批判这是“无知的行为”时，他看准市场的发展趋势，发挥了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更加积极投资的企业家精神。此后，三星以让竞争企业无法追赶的“超差距战略”在芯片市场压倒了一切。三星电子在DRAM领域连续28年、在NAND闪存领域连续17年位居世界市场首位。如今被称为“产业之米”，主导世界市场的韩国芯片神话就是这样诞生的。 企业和企业家的轨迹不可能没有起伏。但无论怎么说，李健熙都是大韩民国经济史上第一个将韩国企业地位提升到国际顶级玩家行列，留下巨大功绩的巨人。韩国也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否则不知何时就会倒塌和消失——在他离开之后，整个韩国社会都应该将这一信息铭记在心。
- 朝鲜日报网 | 20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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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相]“疫苗恐惧”
- 疫苗的原理曾出现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写道：“感染疾病后痊愈的人没有患同样的病。”这是2400年前创造的免疫效果记录。15世纪的中国出现了原始的预防接种，把天花患者的角质刮掉，涂在别人的鼻子上。但随着病人的病毒被原封不动地传染，健康的人也大量死去——这可以说是“疫苗”的副作用。 ▶只有放入体内的病毒的病原性较弱或者没有病原性，才能减少疫苗的副作用。200年前的詹纳的天花疫苗、165年前的巴斯德的狂犬病疫苗都是通过这种原理首次开发出来。但疫苗事故在此后也持续发生。1955年，美国有200多名儿童注射了小儿麻痹疫苗，反而导致11人死亡。这是在制造过程中未能充分去除病毒毒性导致的事故。2017年菲律宾发生因注射登革热疫苗导致100人左右死亡的事故，目前尚未查明疫苗的关联性。 ▶1976年，有4名美军因感染猪流感死亡。结果，1918年西班牙流感和病毒类型（H1N1）是一样的。虽然专家们说“大流行的可能性很低”，但美国政府为了安抚大众的恐惧心理，决定让全国民接种疫苗。但注射疫苗后，出现了很多导致人体麻痹等症状的“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导致数十人死亡。随着这种疫苗遭到强烈批评，耗资数亿美元的全民接种工作被迫中断。 ▶但后来分析后发现，当年美军士兵死于格林-巴利综合征的人数反而比前一年少了。在170万名接种疫苗的军人中，有13例发病，而在没有接种甲流疫苗的前一年，发病率为17例。2009年甲型h1n1流感时，在加拿大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440万名接种疫苗的人群中，有25人患上了格林-巴利综合征，而在未接种疫苗的370万人中，有58人患上了格林-巴利综合征，是接种人数的两倍多。接种疫苗后患病的单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与“疫苗是致病因素”的“因果关系”被混为一谈。 ▶韩国今年的流感疫苗风波愈演愈烈。接种疫苗后死亡的人仅昨天一天就增加了18人。也有注射经过同一制造工序的疫苗后死亡的人。虽然有必要冷静地观察，但是对因果关系的疑惑越来越大，焦急等待的时间似乎会变得更长了。
- 朴恩镐 评论委员 | 202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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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关闭月城一号机组的主角最终是文在寅，他歪曲捏造的何止是去核电？
- 从韩国监查院对月城1号机组的监查结果来看，提前关闭的可行性相关经济性分析纯属走过场。韩国产业部在着手进行经济评估之前，就已经制定了“让韩水原理事会通过提前关闭的决议，立即停止运行”的方针。在产业部2018年5月2日向青瓦台秘书室报告的资料中，包括在地方选举结束后的6月13日-18日召开理事会的日程表。也就是说，当时产业部正在和青瓦台协调早期关闭的具体过程。 直到2018年4月2日，韩国水力原子力一直抱着即使决定提前关闭，也要在得到原子力安全委员会的关闭许可之前，持续运行2年半左右的想法，产业部对此也没有反对。但4月2日，产业部的科长从青瓦台行政官那里听说“总统询问‘计划何时决定关闭月城1号机’”的消息后，产业部的方针发生了突变。4月3日，产业部长官白云揆接到报告后指示说：“决议关闭，立即停止运作。”产业部科长第二天召唤韩水原本部长，传达了长官的意思。 从4月10日开始的会计法人经济评价也受到了产业部与青瓦台协商和干涉。之后的过程就像在监查院监查中曝光的一样，是露骨的歪曲和捏造。在接受监查后，于星期天晚上删除了444份证据文件，这和偷东西的人被发现没什么两样。产业部科长甚至威胁韩国水力原子力方面的相关人员说：“青瓦台正在敏感地关注此事，要制定在总统去核电宣言一周年（6月19日）之前处理月城1号的方针。希望韩水原的员工不受人事损害。” 美国正在运行的96座核电站中，有88座的寿命从40年延长到60年，有4座的寿命最近又延长到了80年。投入了7000亿韩元（人民币约41亿元）像新核电站一样进行维修的月城1号机组，在使用时间只有35年的情况下提前关闭。与美国相比，连一半寿命都没有到。难道韩国是比美国更富有的国家吗？ 韩国政府计划到2029年为止，关闭全部达到设计寿命的10座核电站。世界上只有韩国以世越号为理由排挤核电站的维修和寿命延长问题。如果这些核电站延长寿命继续运行，能生产相当于政府投入100万亿韩元（人民币约5870亿元）建设的太阳能和风能的电力。主动放弃超过100万亿韩元的利益，无异于经济上的自杀行为。现政府把这种自虐行为强加给了国民。 文在寅以共同民主党前代表的身份，于2016年12月18日在釜山观看了核电灾难电影《潘多拉》。他说：“就像枕头边吊着一枚炸弹一样。必须清理潘多拉的盒子本身。”这是一部由微生物学教授担任总监的虚构影片，居然导致月城1号机组提前关闭。但文在寅2018年11月向捷克总理炫耀说：“韩国核电站40年来没有发生过事故。”他以自相矛盾和分裂的思维方式左右着重大能源政策。如今在这个国家里，歪曲、捏造、粉碎和掩盖的事情何止是月城1号机组？
- 朝鲜日报网 | 202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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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相]芯片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 世界芯片市场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场。2007年台湾DRAM企业增产后，开始了第一次芯片斗鸡博弈。经过极端的出血竞争，世界排名第二的德国奇梦达公司宣告破产。2010年第二轮斗鸡博弈又开始了。此次排名第三的日本尔必达队被击败。第一次斗鸡博弈时，虽然该公司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得以生存下来，但当营业利润率下降至-73%时，就再也坚持不住了。尔必达被转让给了美国芯片企业美光公司。 ▶此后，世界DRAM市场以三星电子、海力士、美光“三巨头”的体制重组，韩国成为斗鸡博弈的最后胜者。主要用于手机存储器配件的NAND内存市场与DRAM市场不同，排在第一名三星电子（市场占有率36%）之下的就有铠侠（东芝内存部门）、西部数据、美光、SK海力士、英特尔等5个第二梯队，最近中国企业也加入了其中。由于竞争激烈，收益性也不佳。实际上，连海力士也在利用DRAM的利润弥补NAND部门的亏损。 ▶世界排名第五的SK海力士举起了改编NAND芯片市场的大旗，决定用10万亿韩元（人民币约587亿元）收购美国英特尔公司的NAND存储器业务。这是韩国企业自檀君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收购。投资55亿美元在中国大连建厂的英特尔放弃NAND业务，是为了切割亏损项目，集中精力发展主力领域——系统芯片。 ▶世界芯片企业为应对第4次产业革命和中国芯片的崛起，正在展开复杂的合纵连横。美国英伟达收购了芯片设计垄断企业英国ARM，CPU（中央处理器）排名第二的AMD收购了特殊芯片制造企业赛灵思，试图威胁英特尔。三星向台湾企业台积电的堡垒——晶圆代工市场发起了挑战，并展开了攻击性投资。最近，三星的李在镕会长飞往荷兰，试图抢占极紫外线（EUV）芯片制造装备，是为了牵制台积电。 ▶芯片是左右技术霸权的战略资产。第三轮斗鸡博弈很可能由推进芯片崛起的中国发起。中国计划到2025年实现75%的芯片自给，目前正在生产64层NAND存储器。与拥有128层技术的三星相比，存在两年左右的技术差距。海力士芯片总销售额的一半左右都依赖中国，目前也在中国当地运营DRAM芯片工厂。海力士收购英特尔的Nand后，对中国的依赖度进一步加大。在今后的中美芯片战中，韩国企业可能成为人质，这一点令人担忧。
- 金洪秀 评论委员 | 20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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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相]有钱人的“醋”
- 将廉价西西里葡萄酒伪装成意大利高级葡萄酒“西施佳雅”，卖给俄罗斯、中国、韩国等地的意大利骗子父子，上周被意大利警方逮捕。”不太懂葡萄酒味道”的韩国富豪们差点成为冤大头。他们意大利警方的窃听记录中说道：“挺不错的。但应该把葡萄酒卖给不懂的人。”留下了葡萄酒骗子们之间的对话。 ▶随着中国等亚洲新兴富豪们开始喜欢喝高级葡萄酒，葡萄酒价格暴涨，冒牌葡萄酒也随之泛滥。假冒产品主要集中在富豪们喜爱的几种高级葡萄酒中，西施佳雅就是其中之一。十几年前，在意大利某处的仓库中曾查获了2万瓶相当于一年西施佳雅生产量12%的假货。据说中国人喜欢的“拉菲古堡”，每10瓶中只有1瓶是真的。法国葡萄酒专家表示：“据我所知，1945年产的罗曼尼康帝只有600瓶，但在葡萄酒拍卖会上我看到的就有数千瓶。” ▶在1985年的佳士得拍卖会上，一位名叫哈迪•罗敦司得的德国葡萄酒经销商推出了法国波尔多地区的1787年产1级特级葡萄园“拉菲古堡”葡萄酒。据说，在巴黎的重建现场，拆除墙体的工人发现了这些葡萄酒，这是美国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担任驻法国大使时收集的葡萄酒。在葡萄酒瓶里还有托马斯·杰斐逊名字的开头字母“Th. J”。这种酒以超过预想价格5倍的15万6000美元成交。美国亿万富翁葡萄酒收藏家也以5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4瓶葡萄酒。20年后，这些葡萄酒被判定为假货。一位纪实类作家将该葡萄酒称为“亿万富翁的醋”。 ▶因喜欢法国最高级的葡萄酒“罗曼尼康帝”而被称为“康帝博士”的世纪葡萄酒诈骗犯，8年前在美国被捕。30多岁就穿着高级品牌正装、戴着昂贵的手表、开着法拉利车出入葡萄酒拍卖场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出身的鲁迪•库尼亚万甚至登上过美国著名的葡萄酒杂志。他作为葡萄酒收藏家名声大噪后，开始出售自己拥有的葡萄酒，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些葡萄酒是假冒伪劣产品。 ▶葡萄酒是“多样性”的象征，根据土壤、生产年份的不同，即便是相同的葡萄品种，葡萄酒的味道也千差万别。选择适合自己的葡萄酒，能与心意相通的人一起幸福地品尝就是最好的葡萄酒。面对追求虚荣心的冒牌葡萄酒新闻，我们需要审视葡萄酒的价值。
- 姜京希 评论委员 | 202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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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印第安人祈雨祭”房地产政策
- 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尽管韩国房地产政策历经了23次修改，而且政府对政策效果反复自吹自擂，但普通国民感受到的住房困难和居住恐慌反而加重了。现政府执政以来，首尔的公寓价格上涨了52%，平均交易价格也首次超过了10亿韩元（人民币约587万元）。随着是否拥有住宅的资产差距日益加深，迎来秋季搬家季节的平民们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租房困难。突如其来的住宅拍卖市场的繁荣消息，用另一种说法就是中产阶级崩溃的声音。 在人类的历史上，居住生活从娘胎里就开始了，但“住房问题”的起点却是在近代以后。在产业化及城市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大部分都因为住房问题遭遇了严重困难，这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生长的生命线。与此相比，韩国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阶段，围绕住房问题的社会矛盾较少，属于例外的情况。除了1971年光州大园区事件之外，韩国几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城市暴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临住房困难的欧洲工人阶级梦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法国建筑家勒·柯布西耶提出了“要建筑，还是要革命”的话题，并带头推动了公寓的大量生产和大量供应。为响应勒·柯布西耶的居住哲学，朴正熙时代的韩国通过民间主导、政府支援的方式，走上了“公寓共和国”之路。这不仅对当代城市居民的居住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最终在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过程中成为阻止大韩民国左倾化的中产层防御墙。另外，卢泰愚政府的200万户住宅建设在韩朝分裂的情况下，意义非同寻常（孙祯睦《首尔城市规划故事》）。 在高度成长期，大韩民国的住宅政策当然出现了副作用，而且还有反效果。但今天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蔓延的“城市化=贫民化”公式，过去并不适用于韩国。在国际上，韩国的住宅价格也不是特别高。住宅价格与国民收入成正比。投机势力和多套房持有人也并非韩国的特产。从大框架上看，就韩国的情况来说，至少在卢武铉政府之前，从月租换成全租，从全租变成持有，从小房子换成大房子，从廉价小区搬到贵价小区的房地产梯子还在运行。 随着进步和左派政权上台，韩国的住宅政策陷入了理念的泥潭。由于在房地产问题上寻找所有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对住宅市场上层阶层憎恶的框架和惩罚手段层出不穷，结果住宅政策本身缩小称了“干掉江南富人”。房子不是用来“购买”，而是用来“居住”的田园牧歌式居住讨论迷惑了民心，“1户1套房的实际居住”这种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经济原理刺激了投票的民心。在此期间，这些反市场性住宅政策的主角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悄悄变成了新既得权的“江南左派”。 卢武铉式房地产政策第二季的最大受害者就是未来一代。对文在寅政府的住宅政策最不满的一代也是30代，最近购买住宅最活跃的一代也是30代。他们以所谓“连灵魂也攒起来”的方式进行“恐慌购买”，是因为他们深知拥有住宅的价值和效用。一位普通市民从“自由”和“安心”中找到了自己39岁好不容易置办一栋位于首尔恩平区的别墅的动机。他说，有了自己的房子后，对小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姜秉珍《人生首套房购房漂流记》）。虽然不清楚，但他看待自己和世界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 “自己的房子”作为主体个人的出发点，是人的本能和权利。家产不仅是自由民主主义的物质基础，也是韩朝对决中守护体制优势的可靠担保。没有比让希望拥有房子的人拥有房子更好的住房政策了。面向居住弱势群体的福利设计应该“短平快”地集中于适当的时机和地点，但要重新树立让普通国民能够预测到居住自立的房地产梯子。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收回反企业、反市场的政策，增强整体经济活力才是上策。 现在韩国的住宅政策很像“印第安人的祈雨祭”。如果不是修改了23次，而是230次、2300次，改变的政策也许会取得成果。如果一直坚持祈雨祭直到下雨，总有一天会下雨。但那时人们可能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举行祈雨祭了。
- 全相人 首尔大学环境大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 202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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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反日和从北民族主义在威胁着大韩民国
- 虽然已经过了光复75周年，但反日民族主义仍处于现在进行时。文在寅政权的“官制民族主义”让日韩关系处于悬崖边缘。继打着清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残余的旗号而更换初中、高中校歌后，市民社会又掀起了将“幼儿园（幼稚园）”的名称改为“幼儿学校”的运动。政权支持率的绝对武器——官制民族主义，会引发根植于民心的反日情绪和爆发性的拉升作用。如果批判反日民族主义，就会被诬陷为“土著倭寇”。 “如果不将150万亲日派全部定罪，这个国家就没有未来。”这是“民族文学界巨匠”赵廷来的呼声。在本月1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为了树立民族精神，应该复活反民特委，处罚民族叛徒。”赵廷来不是普通的小说家，他的《太白山脉》是售出了860万册的超畅销书，加上《阿里郎》（410万册）和《汉江》（305万册），他的韩国近现代史长篇小说三部曲共售出了1600万册。不谈文学成就如何，天文数字的销售量就表明赵廷来的小说触动了韩国人的心。反日民族主义的政治重组就是其成功的秘诀。 有人主张“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也就是说,“不是民族创造了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对以共享血统和语言的五千年白衣民族为傲的韩国人来说，这种话听起来非常惊人。在长期持续的血统、语言、文化基础上建立的韩国民族主义和近代产物——西方民族主义很难进行平面比较。但民族主义会召唤民族，这是明确的事实。在饱受蒙古侵略之苦的高丽末期，檀君神话被称为“韩民族的根基”。高呼伟大韩民族上古史的伪书《桓檀古记》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被“发现”。“赵廷来风波”证明了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历史性重组的政治讨论。 对朝鲜问题，也是感性民族主义占了上风。尽管朝鲜在朝鲜劳动党建党75周年纪念阅兵式上秀肌肉，文在寅政权却对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空话而感慨不已。但将大韩民国夷为平地的朝鲜核武和安慰“亲爱的南韩同胞”的金正恩民族主义式修辞，是正面冲突的。对朝鲜可怕的军事力量增强实际上瞄准的目标是韩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的现实，市民社会视而不见。“朝鲜难道会用核打击同族吗”式的“我们民族之间”的心愿思维，掩盖了金正恩执着的韩半岛统一战略。 反日情绪的纬线和从北情绪的经线歪曲了韩国的民族主义。朝鲜清算日本帝国主义残留、在民族史正统性上领先的虚假历史观污染了民族主义。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妨碍了对残酷国际政治的冷静认识。在21世纪的新冷战中，韩半岛是中美两个帝国霸权竞争的最前线。共享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韩日彼此合作，是在“帝国中国”的无限膨胀中守护韩国主权的合纵连横的国家战略资源。超越直观的反日情绪，冷静的“克日”和“用日”应该成为韩国民族主义的新话题。 朝鲜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韩民族，他们自称“金日成民族”已经很久了。事实证明，朝鲜是仅次于作为世界五大核强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核战略国家，因此韩朝体制竞争已经进入了全新的局面。面对韩半岛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文在寅政权执著于空虚的终战宣言，从北民族主义是危害国家的妄想。以停战协定和韩美同盟为基础的停战体制，支撑了韩半岛近70年的“事实上的、法律上的和平”。如果忽视冷酷的国际政治现实和力量力学，建立韩朝共存的韩半岛两国体制是不可能的。6.25战争证明了热情的民族主义不仅不会带来和平，反而会引发战争的教训。 反日、从北民族主义威胁会国家和市民的自由，反日民族主义是时代的错误，从北民族主义是历史的反动。但民族主义创造的国民国家是人类无可争辩的现实，因此，除了建立开放的民族主义之外，别无他法。被血统和习惯束缚的种族反日、从北民族感情不过是历史的倒退。只有摆脱种族界线的市民民族主义，才能复活韩国民族主义。只有超越反日和从北，走向克日和克北，韩国才能生存下去。在光复75周年之际，把没有实体的亲日派挂在嘴边，是自由正义的共和政体的敌人。
- 尹平重 韩神大学教授 | 202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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