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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临时政府）厅舍的台阶上，身穿青色中式长袍的魁梧老人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头发花白的一行10余人，正在走下台阶。”

1945年1月31日，中国重庆韩国临时政府厅舍前，迎来了感动瞬间。25岁的青年金俊烨（后来的高丽大学校长）是这样记录的。他在日本占领末期，被征为学兵后逃脱，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和同志们一起为加入光复军，站到了这个厅舍前。“魁梧的老人”正是金九主席，一行的10余名人是临时政府的要员们。“为了找到这个人，我们徘徊了多久啊！……在6000里长征的途中，我们是多么思念他啊！”

70年的岁月流逝后，2015年8月3日，韩国和中国的20名青年站在了这座厅舍的台阶上。“韩中青年自行车大长征队员们，在重庆人民解放碑前举行了出征仪式后，立刻骑上自行车，一口气飞奔去了莲花池38号，这里是挂着韩文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牌匾的临时政府厅舍。神情肃然的队员们说：“亲眼看到了只在照片里见过的地方，内心十分激动。”（金允正队员，音）“他们所牺牲的人生，由我们替他们在享受。”（郑载园，音）


韩国临时政府历史的最后一页是重庆时期（1940-1945）。这是抗日战争最后决战的战争史，也是苦难的历史。刚到达重庆，金九主席的母亲郭乐园女士就与世长辞。她是个会对年过五十的儿子举起藤条来教训的冷若秋霜的女强人。临时政府的条件艰苦，在为出逃学兵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只能拿出用陶碗里盛着的廉价白酒和点心。

战争的悲惨成为眼前的现实。日军不断的炮击，让临时政府迁移了四次才迁到了莲花池。第一次是在杨柳街，第二次是在石板街，这两处厅舍都毁于空袭。重庆一度每天有400多人被炸死。《白凡逸志》中记录了当时的惨状：“堆积如山的尸体，像货物一样被货车运走，货车在行驶途中遇到颠簸时，有些尸体会掉落下来。”

如今的重庆，不再是无数人蜷缩在黑暗的防空洞里或者因为煤烟而得上肺病的旧重庆。长江边的摩天大楼所描绘的天际，让人仿佛置身于香港和上海。在市中心，路易威登、卡地亚等名品卖场鳞次栉比。有3000万人口的这个城市，现在是西部大开发的前沿基地。

在历经了沧海桑田的大都会中央，莲花池的临时政府旧址厅舍成为了韩中青年自行车大长征的正式出发点。“战斗到独立门的自由之钟响起！”在出征仪式上，独立乐队Crying Nut演唱了摇滚版本的《独立军歌》。在这首欢快的歌曲中，年轻的队员们摇摆着肩膀，高举拳头欢呼着。在先烈的历史中获得珍贵的教训，但视线不是放在过去，而是朝向未来。向着光复和统一的飞奔，现在才开始。

临时政府厅舍馆长采访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虽然是单纯的博物馆，但不是遗址。这里是韩中两国活生生的记录，也是历史交流的园地。”

8月2日，在重庆市渝中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厅舍，我们见到了临时政府厅舍馆长牟元义（40岁），他说：“在中国的所有临时政府都积极支持这次韩中青年自行车大长征。”重庆市文化委员会副处长出身的牟元义去年12月就任第三任临时政府厅舍馆长。

牟元义表示：“重庆临时政府是韩国烈士们回国之前使用过的最后一个厅舍，（对韩国人游客而言）更具有特别意义。”“来自韩国的游客不断增加，今年仅韩国游客就有望超过1万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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