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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说是《我的小伎俩》（简称《我伎俩》）的全盛时代。
播客节目《我伎俩》主张，《我伎俩》每期的下载次数达到数百万次，超过了《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的发行量（600多万份）。
有统计结果显示，比起《朝鲜日报》、《中央日报》和《东亚日报》，粉丝更信任《我伎俩》。
相信自己即将在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获胜的民主统合党为《我伎俩》热潮而欢呼雀跃。
《我伎俩》如此掀起热潮，对于保守派来说真是令人费解。
该节目以污言秽语为武器，不着边际地胡说八道、开玩笑，对李明博政府和当今体制极尽讽刺。
这个所谓的“献给阁下的广播”令严肃的韩国保守派深感混乱。
保守派认为《我伎俩》的火爆人气为大众迎合主义的产物，对此感到不满。
《我伎俩》的人气本身让人预感到愚民和暴民时代的来临，他们对此感到非常担心。
保守阵营的一些人将自己和现政府区别开来，主张《我伎俩》热潮的出现是“假保守派”李明博政府的责任。
李明博政府的失败引发了《我伎俩》现象，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我伎俩》热潮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即，像总统私宅风波所体现的那样，每件事都前后矛盾并利用阴谋、伎俩谋求个人利益的现政府作态已经成为整个保守既得权势力的特征。
贪图荣华富贵和特权但却回避公职人员责任和义务的最高层人士的作态还不如市井小民。
因为国家支援和国民做出牺牲才壮大规模的大企业集团不断蚕食中小企业，甚至威胁到街头小商人。
保守既得权势力的代表性领袖人物被视为和堂堂正正相距甚远的小丑。
因此，韩国保守派的道德底线跌至谷底。
讽刺贪得无厌、杂乱无章的保守势力的《我伎俩》成为进步反权力势力的象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伎俩》的成功就在于让愤怒的市民得到了发泄。
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被视为伎俩的化身，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是不幸的。
普通大众对《我伎俩》的痴狂体现了他们对正直、正义领导力的渴望。
动摇韩国政界的“安哲秀热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安哲秀的支持率最近止步不前是因为他瞻前顾后，在参政时间上考虑各种得失，表现得不够“酷”。
在市民渴望“堂堂正正”的背景下，《我伎俩》和综艺节目《我是歌手》成为当今时代的双胞胎。
但《我伎俩》和《我是歌手》的共同点仅此而已。
以歌手存在的基本条件唱功为武器瞬间风靡韩国歌坛的《我是歌手》的力量来源于特有的正面攻击法。
公认的职业歌手凭借唱功这一个因素公平地决一胜负并且服从结果，这种态度是透明、坦诚的。
而《我伎俩》一方面享有依靠阴谋论过分壮大的影响力，一方面回避对其所带来的责任，这种双重态度和“堂堂正正”相距甚远。
“女性比基尼力挺照”不断轩然大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件事原本只要坦白地承认错误并道歉就能解决。
企图通过辩解掩盖这件事的《我伎俩》的作态和他们经常批判的耍伎俩没什么不同。
另一个差异在于，《我伎俩》参与人员的认同感越来越模糊，而《我是歌手》参加人员的特点一直很鲜明。
《我伎俩》的主人公们不知是知识分子、笑星、政客还是煽动者，而《我是歌手》的参加人员始终是职业歌手。
不同于《我伎俩》，《我是歌手》是那些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方和该走哪条路的人的聚会。
进一步来说，废话连篇的《我伎俩》的能量具有破坏性，而充满真诚的《我是歌手》的能量具有创造性。
这是两者之间的决定性差异。
嘲讽毒舌最先污染的不是别人，而是散发这种毒舌的自己。
进行人身攻击的《我伎俩》式冷嘲热讽无法战胜拉人一把的《我是歌手》式积极力量。
因此，当陶醉于火爆人气的《我伎俩》傻笑着陷入妄自尊大陷阱时，懂得对世人关注怀有感恩之心的《我是歌手》谦虚地审视自己并不断前进。
《我是歌手》现在已经落下帷幕。
重新归来的新《我是歌手》能否带来最初的新鲜感和力量还是未知数，但他们的挑战是幸福的，他们的成功成为美好的回忆。
而《我伎俩》不管不顾的傲慢嘴脸很有可能成为歪曲韩国公众舆论的丑陋回忆。